“那样的话，她并非完全不可能爱上你。这种病理现象确实很常见。”
皮埃尔回想起索朗热向他告别时恳切的模样，过往的时光一一在他脑海中飘过：索朗热不忍心与他分别，哪怕只有几个小时；索朗热自称是个缺乏常识的小笨蛋，非常敬佩他这个教授；索朗热花了几个小时梳妆打扮取悦他；索朗热是如此温柔，如此天真；热恋中的索朗热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他笑了笑，全神贯注地回忆着往事，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们正走过那堵悬崖，底下就是那道不祥的裂缝。阳光洒落在灌木丛中，光影的相互作用凸显了那处未知的黑暗。他迷迷糊糊地走着，仿佛身处一片迷雾之中，霍宁格那不近人情、没完没了的话在耳边嗡嗡作响。
“……因此，卡尼尔先生，我认为你不会有任何危险，至少目前不会。但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你的妻子——”
“别管我妻子！如果我再看到你靠近她，我就杀了你！“他深吸了一口气，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够了，我要走了。”
“走吧，卡尼尔先生，”霍尼格满面春风地回答。“你妻子的真名是西蒙妮·朗蒂埃。她是个杀人犯。”
“她的父母都是法国工人阶级。其父莫里斯·朗蒂埃是一名木匠，在1907年娶了佣人马蒂·瓦塔为妻，隔年产下一女，取名为西蒙妮。在一战爆发的前两三年，朗蒂埃曾参与过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活动——你一定听说过bonnot(活跃于1910年代的法国犯罪团伙)——袭击了一名武装警卫。但事情出了差错，警卫在激烈的交火中丧生。1913年，几个帮派成员被抓获，其中4人，包括朗蒂埃，被判处死刑，不久后就被斩首。这些都是史实，很容易查证。
“父亲去世时，她母亲正在为杜维诺瓦夫妇工作，这对没有子女的富裕夫妻较为开明，对小女孩表现出极大的关爱。1919年，马蒂患上西班牙流感去世后，杜维诺瓦夫妇收养了这名孤儿，并将她改名为索朗热，估计是因为这个名字更尊贵更有辨识度。之后他们将她带到伦敦，在那里丈夫被任命为法国大使馆的随员。当时她已经出落得非常美丽，杜维诺瓦夫妇也把她当作自己的孩子。然而她是一个非常难以控制的人，就在杜维诺瓦夫妇被派驻柏林后，16岁的她带着一小笔钱逃跑了。两年后，她从波茨坦广场的一家珠宝店偷走了一枚钻石胸针，又惹上了麻烦。杜维诺瓦动用他们的人脉摆平了这件事，但警局把她交给我做了心理测试。在我看来她似乎就是一个普通人，于是建议将她安排进一所专科学院。据她的老师说，她是一个聪明勤奋的学生。
霍尼格边说边把文件甩在桌上，听他说，柏林警方已乘飞机火速赶来。他摘下眼镜，暗淡的双眼望着皮埃尔。皮埃尔则面无表情地听着，显然很是淡定。
他耸耸肩说：“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也只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事。”。
皮埃尔此时正坐在德国人对面的一把藤椅上，他决定听德国人说完他的话。博士避光背对着窗户，硕大的脑袋被身后的湖水所反射出的炫目光晕勾勒出了轮廓。仿乡村风格的家具使得这间平房的休息室不怎么雅观。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相框，上面描绘了真理山早期居民的日常生活。一些穿着束腰外衣的男人和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围着公共餐桌吃米饭和蔬菜，或是将手臂伸向天空，在阳光明媚的空地上表演某种异教舞蹈。在离皮埃尔最近的一张照片中，一个留着胡子、略微像基督的瘦弱男子正站在一个小木屋外，在背景的树林间可以窥见一面湖。皮埃尔心想，若不是身处的小屋经过了适度改造，他们现在就如同画中的人物。
“你根本没放在心上，”霍尼格叹了口气，“但我们正触及问题的核心。直到1931年，我才得知更多有关这位年轻女士的信息，那次偶然的机会再次使我们站在了十字路口。当时我是内务部的首席医学专家。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当时是三月，但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了——我们接到通知，在库达姆大街一栋大楼的顶层，一个名叫考特纳的商人被发现死于他的办公室内。我在洛曼专员的陪同下去了那里，他现在是盖世太保的副首领。尸体已经失去了温度，躺在受害者的桌子后面，旁边是一把被打翻的椅子，右耳后有一处枪伤，伤口处留下了一滴淤血。凶器是考特纳从战场上带回来的军用左轮手枪，他把它放在一个抽屉里，当时掉落在离尸体不到一米的地毯上。只开了一枪。”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毫无疑问是自杀。门已反锁，钥匙还插在钥匙孔里。窗户也被锁上了，无论如何都是完全无法进入的。被派来开门的锁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开。
我们审问了那寡妇，据仆人说，她整夜都待在家里。丈夫通知会晚归后，她直接就上床睡觉了。当时她哭得泪流满面，即使是我们这些铁石心肠的调查员也被感动了。她是如此年轻，如此娇嫩——并且如此的迷人！’
“那个女人，”皮埃尔呆板地问道，“是……”
“不错，正是西蒙妮·朗蒂埃，别名索朗热·杜维诺瓦，也是所谓的考特纳夫人。没错，她从寄宿学校毕业后嫁给了养父的一个朋友。尽管没有确定自杀的动机，但调查很快就结束了。虽然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但考特纳的生意蒸蒸日上。即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