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人，曾不得四十！
魏晋名士的养生文化
在谈药、酒与名士风度的那一章里提到魏晋的养生文化，但没有多讲，其实这个问题很值得提出来单独谈一谈。
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有系统的养生理论首见于魏晋时期。有关养生的问题，虽然先秦已有零星论述，两汉也续有发挥，但真正成为关注的热点、形成讨论高潮是在魏晋。魏晋时士族兴起，养生文化在知识阶层开始流行，并借由知识阶层逐渐走向民间。所以魏晋时期在中国养生文化发展中是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养生意识缘自对自我生命的珍惜，所以早期的养生文化只是局限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如皇帝（故早期养生术著作都假托黄帝与素女、神仙的问答），因为社会财富贫乏、贵贱悬殊，只有顶端的人才有珍惜生命的需要与讲究养生的可能。到了魏晋时期就不同了，门阀士族在社会上取得了很高的地位，有了充足的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皇权的全面依赖，士族中的精英分子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生命之可贵了。前面讲过一则故事，出自《世说新语·伤逝》：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濛别传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国刘惔与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虽友于之爱，不能过也。”）王濛临死的叹息和刘惔的悲痛，最能说明魏晋士族精英分子对生命的留恋和对自我的珍惜。而且，这种对一己生命的留恋与珍惜，在魏晋名士中并不只有一两例，而是一种普遍的情绪。正如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所表达的：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这种强烈的情感是摆脱了把自己定位于皇权的奴隶和工具—所谓“莫非王臣”—的心态，意识到我就是自己的主人的人才会有的。所以魏晋时代养生文化的发达是以士族社会为背景的，没有士族阶级的产生，就没有个体意识的觉醒，没有个体意识的充分觉醒，就没有养生文化的逐渐普及。
魏晋人珍惜生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社会的大动乱，而且还继续生活在这个动乱的余波中。这场大动乱就是汉末的农民大起义，以及由农民大起义所引发的军阀大混战，和随之而来的饥饿、瘟疫、死亡。在这场大动乱里，中国的人口几乎减少了80—90。据金兆丰《中国通史·食货》统计，汉恒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户数是1607万户，人口是5006万，到三国末年魏蜀吴合计只有户数149万户，人口剩下560万，几乎减少了90。曹操的诗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蒿里行》）王粲诗也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七哀诗》）这基本上是写实，并不夸张。这场大动乱极大地消耗了这个国家的元气和民族的精气，所以接下来的魏晋南北朝不仅政权更迭频繁，人的寿命似乎都普遍缩短，如果我们统计一下魏晋名人的寿命，就会发现那个时代享高寿者甚少，而短命的甚多。比如建安时代的三曹七子，除了曹操活到六十五岁，孔融活到五十五岁，其余曹丕（187—226年）、曹植（192—232年）、王粲（177—217年）、刘桢（？—217年）、徐幹（171—218年）、阮瑀（约165—212年）、陈琳（？—217年）、应玚等人都只活到四十来岁。魏时的荀粲（约209—约237年）、王弼（226－249年）只活了二十几岁，嵇康只活了三十九岁，其余如何晏（？—249年）、夏侯玄（209—254年）、钟会（225—264年）也不过四十来岁。西晋的“二陆”：陆机（261—303年）、陆云（262—303年）；“两潘”：潘岳（247—300年），潘尼（约250—约311年）；“一左”即左思（约250—约305年），也都只活了四五十岁。这些人或死于疾疫，或死于政争，善终的很少。魏晋士族虽然生活都相当优裕，却无法避免早死，因此如何延长宝贵的生命，享受更多的荣华富贵，就成了他们心中的渴望与理想。这种心态造就了养生文化的肥沃土壤。
在魏晋养生文化中，嵇康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的《养生论》是中国古代第一篇系统讨论养生的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文章。嵇康写了《养生论》以后，他的好友向秀写了一篇反驳他观点的文章《难养生论》，于是嵇康又写了一篇《答难养生论》，更详细地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养生论》和《答难养生论》合在一起看，才能更系统地看出嵇康关于养生的理论。这两篇文章在古文中算是很长的，这里只扼要地介绍嵇康的主要观点。
首先，谈养生得解决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生到底可不可以养，或者说生命的长短究竟是一个定数还是一个变数。儒家有一个观点，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常常被一些人做庸俗的解释，结果就变成阎王掌握人的生死簿，生死簿上记载着人的寿命，都是早就定好的，多活一刻少活一刻都不可能。如果按照这个观点就不必谈养生了，养与不养都一样。道教则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