扪虱而谈天下事
药、酒与名士风度
前面我提到魏晋士族的精英分子在当时叫作名士，名士这个词开始是有严格定义的，能够称为名士的人，都是在人品、学问、操守各方面有很高的名望，为大家所公认的杰出人物。东晋时候袁宏写的《名士传》里，把夏侯玄、何晏、王弼三人称为正始名士，把竹林七贤称为竹林名士，把裴楷、乐广、王衍、庾敳、王承、阮瞻、卫玠、谢鲲称为中朝（西晋）名士，从曹魏到西晋百年间，一共只有十八人，可见选取的标准是很高的。这些名士除了有人品和操守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善清言”，就是很会清谈。而要会清谈，除了学问好口才好之外，重要的是对魏晋的新思潮（即玄学）有很深的理解。以上十八人实际上就是魏晋玄学的创建者、鼓动者，都是魏晋清谈和玄学中的重要人物。
但是名士的称号后来越用越滥，好像今天的博士贬值一样，水货很多，以至于有人讲：“名士不需要什么奇才，只要有时间，尽情喝酒，熟读《离骚》，就可以叫名士了。”说这个话的是王濛的孙子王恭（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五十三则），那时已经到了东晋的晚期了。王恭也算当时的一个名士，但是无论学问能力都远不如前辈了，至于玄学和清谈，王恭简直就是个门外汉，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但这话也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很多所谓名士多半就是像王恭说的，出身于门阀大族，借着父祖的余荫过着富裕浪荡的生活，成天只会喝酒，以为会喝酒就是名士，本领却是没有的。东晋时号称“八达”之一的毕卓就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一则）为了表示自己的放荡不羁，还借酒装疯，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行为—有人甚至跟猪一起喝酒（见《世说新语·任诞》第十二则）。
为什么名士跟喝酒会连到一块呢？这可能跟竹林七贤有关。竹林七贤所处的时代，正是所谓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大权在握，准备篡夺曹家的政权，用极其虚伪残酷的手段，诛杀异己，尤其是杀害士族精英分子中不愿意倒向司马氏而又有相当号召力的人物。弄得名士们人人自危，于是一些人就靠喝酒来麻痹自己，或借酒装糊涂，尽量离政治旋涡远一点。《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籍的态度很有代表性，在竹林七贤中，嵇康、向秀、刘伶、阮咸都差不多是这种想法，不过嵇康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去，只有山涛和王戎比较滑头，一面喝酒，好像不关心世事的样子，一面其实是在等待时机，看看到底鹿死谁手再来决定自己的去向。但这些人心里都不平静，他们的喜欢喝酒都是麻醉自己、解忧解闷、减轻压力的手段。后来司马氏跟曹氏之间胜负已定，晋朝建立，士族知识分子不倒向司马氏的已经杀光了，剩下的不是司马氏的附庸就是被迫臣服的，再过若干年，士族知识分子中对司马氏的反抗已经不存在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不需要靠喝酒来麻醉自己了，却有些人把竹林七贤喜欢喝酒这种表面做派继承下来，称为“竹林遗风”，而竹林名士反抗丑恶现实的灵魂则完全被忘记被遗弃了。这就有点像西方的嬉皮士，开始何尝没有反抗现实的意味，到后来就纯粹是一种对堕落的掩饰了。这一点当时有眼光的人就已经指出来了，例如东晋的戴逵写了一篇《竹林七贤论》，其中就有这样的话：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乐广讥之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至于此！”乐令之言有旨哉！谓彼非玄心，徒利其纵恣而已。（见《世说新语·任诞》第十三则刘孝标注所引）这是说，竹林七贤的行为虽然也有放荡之处，但并没有真正违背礼教，而到了西晋元康时代那些仿效竹林七贤的人（比如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等人，号称“八达”），就已经没有什么寄托（“玄心”），只是拿来做颓废、放纵的理由（“利其纵恣”）罢了。
魏晋名士跟喝酒的关系还与当时名士的服药风气有关。士族兴起之后，个体意识觉醒，又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所以其中的许多人开始讲究养生，希望自己珍贵的生命能够活得更长久一些。中国的养生文化在魏晋之前只局限在极少数的统治阶级范围之内，所以不成气候，到魏晋士族兴起之后，整个士族阶级都有条件讲究养生了，中国的养生文化才真正形成。第一篇认真讨论这个问题的理论文章就是嵇康的《养生论》。嵇康在《养生论》里提出了很多宝贵的论点，如他说养生要同时注意养神和养形，而养神更重于养形，神为形之君，都是至今仍然有重要价值的观点。嵇康在《养生论》里还说到，服药可以延年，这大概也是当时相当流行的观点。东汉以来特别是魏晋以来，讲究服药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成了一时风气。当时流行一种药叫五石散，是用五种矿物炼制而成，五种矿物是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石硫黄，另佐以海蛤、防风、栝楼、白术、人参、桔梗、细辛、干姜、桂心、附子等十种中草药，捣筛为散，用酒送服。服用这种药后，要吃冷食，所以五石散又名寒食散。但是喝酒却要喝热酒，喝酒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