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朱弟弟的一个“嗯”字。我被父母盘问到了凌晨3点多。他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等等。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自己父母的疑问,我只知道他叫做朱由俭，他家开了一间玉店,他有个人精一样的姐姐,还拥有一双反现实的神奇眼睛。除此之外，我甚至连朱弟弟今年到底多大岁数都不知道。我越想，就觉得这件事不靠谱。那日之后，我苦苦守候了一个星期，朱弟弟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儿消息也没有。我很想打个电话问他：“那天你到底什么意思？”可是,随着时间推移“那天”离“现在”越来越远,我也就越来越没有勇气打电话问他这件事，因为我十分怀疑,当时他压根没听清楚我爸爸说了什么，只是胡乱“嗯”了那么一声。
我这辈子最痛恨的事情就是“揣测”，朱弟弟那个“嗯”字却害我苦逼地揣测了一个多星期。这日，我们公司的陈莹大美女，因为一些“女性”的疾病请了三天假。我代替她坐在前台接待。我盯着手机过了一整天，脑子里混乱不堪，只巴望着快点下班。可是，下班之后，我又该巴望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临近下午五点半的时候，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穿一中校服的女孩出现在了前台。我在电脑上查询了一下此前陈莹做的预约登记，随后带领这对夫妇来到了吴主任办公室。
按照来电预约时的登记，这个女孩姓陈，今年17岁，在本市第一中学奥赛班读高二。小陈的父母说，小陈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虽然还在读高二，却因奥数竞赛上的优异表现被国内某家重点大学提前录取，连学费都免了。我看着这身材瘦小、其貌不扬、戴着小眼镜的女孩，不由地感叹，高人不露相。
小陈的父母说，从今年5月份开始，小陈同学的情绪变得不太稳定，不论上课下课、在学校里还是校外都经常走神，整个人神情紧张，如临大敌，好像在害怕什么。父母老师问她，她却不肯说，还经常出现一些诡异的举动。有一次，她在学校上着课，忽然就冲出教室，躲进厕所两个多小时不肯出来。
每年的3到5月份，都有不少父母带着即将高考的孩子来到我们中心做心理辅导。让我感觉到比较意外的是，被父母带来我们中心的孩子绝大多数在学校里成绩都比较优异，至少也是中等偏上水平。他们平时学习刻苦、认真、好胜。这些孩子的情况大多是情绪不稳定、精神恍惚、入睡困难、多梦、易怒、遗忘等，比较严重的会出现“感觉身边的人和事都离自己很远、别人说话的声音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突然觉得一切都很没意思，活着很累”。
吴主任说，精神压力过大、长期焦虑，容易让人进入应激状态，精神高度紧张、防备，时间一长，人就特别疲劳，整个人处于崩溃的边缘。我想起我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大概因为学习成绩太差了，好像也没有紧张过。考高数学那天，我考了40分钟就出来了，题目都没看懂。走出考场的时候，外面是黑压压一大片的家长，他们看我走出来，一脸惶恐地追问：“同学、同学，怎么样，今年的数学题目难吗？”，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中国家长守在考场外面的这种行为。家长在门口守着，对学生又没有半点帮助。看着家长们殷殷期盼地目光，我自信一笑，潇洒回答：“简单，完全没有难度。”家长舒心的笑了，我那年的数学，只考了48分。
看着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女孩时候，我估摸着，这又是一个被学业玩崩溃的可怜孩子。心中不禁哀叹。十七八岁，花样年华，本该跟一大波朋友在球场上挥洒着热血、本应该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本应该背上行囊，骑着脚踏车，与一群朋友踏遍壮美河山。中国的高考制度，简直就像以前的科举。两天的考试，决定了一个人一辈子的走向。考好了，被贴上“优良品”的标签，有锦绣前程；考不好，就像我一样，作为“残次品”，进入大专、技校，一辈子生活在社会的中低层，一个月为两三千块钱的工资发愁，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子，也找不到对象。或许有人会说，大浪淘沙，留下的是金子。但这浪头，确实也造就了不少范进。
我把女孩和她的父母带到吴主任办公室之后，就回到了前台。又过了1小时，我收拾东西准备下班。这时候，我看见刘涛匆匆忙忙地从咨询室里跑出来，摸出手机打电话，让省二医精神科派车过来接人。
我想起刚才看到的那个女孩子，虽然看起来有点憔悴，但是整个人还是挺稳沉的。不就是学习压力过大吗？怎么就送精神病院了呢？我连忙抓住刘涛询问情况。刘涛悄悄附到我耳边道：“情况我也不清楚，吴主任跟那个女孩单独谈的。现在吴主任正在跟女孩的父母谈。”
刘涛说完这句，又匆匆忙忙地跑回咨询师去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小姑娘的父母哭哭啼啼地领着女儿从咨询师里走出来。接着，省二医的车也来了，把一家三口接去了精神病医院。
因为当时吴主任很忙，我也不好问，直到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才听吴主任说起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一开始，吴主任也以为陈同学是学习压力过大引起的心理问题，但他们聊了一会儿之后，吴主任觉得不像那么一回事儿。小陈同学属于学有余力的类型，她也已经得到了保送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在学习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