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上午，比尔和朱莉早早就来接我，我们开车走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一个小镇上，在一处白色小别墅门口停下来，朱莉说这是比尔母亲的家。走进门，地上铺着白色羊皮地毯，我们都脱了鞋子，只穿袜子走在地毯上，温暖的羊毛几乎没过了脚面。不一会儿比尔的弟弟和弟媳妇也来了，他们显然也好久不见，比尔的弟媳面色红润，身体健壮，个头1米6左右，特别健谈，见到我特别兴奋。比尔的母亲87岁，稍有点耳背，背驼成了90度，腿脚也不太利落，安详地坐在圈椅里。朱莉指着我们坐的沙发说，这些沙发有200年了，依然很结实，我吃惊地站起身，墨绿色的丝绒，周围黄铜的圆钉钉了一圈，只有微黑的钉子显示着陈旧的颜色，怎么也看不出竟然有200年的历史，而且依然很结实。墙上陈列着大小不等的不锈钢小勺，是各个国家在二战期间生产的小勺。
他们一家人聊天，比尔的弟弟走进厨房做饭，厨房是一个开放式加餐厅的厨房，足有50平米，四周都是厨具，中间一张大的长方形餐桌。饭很快做好了，我们坐下来吃饭，朱莉给每人面前的圆盘里盛了5厘米见方的一块大米和7、8块炒西蓝花，然后给每个人倒了一杯红酒，朱莉一边倒酒一边说，比尔的弟弟是个素食主义者，我说怪不得看上去身材匀称、皮肤白皙，很显年轻。他们每人又要了一杯加冰的冰水，我要了一杯温水。吃过饭，比尔弟弟和弟媳开车走了。朱莉走进比尔母亲的卧室，床上杂乱的堆着衣服，壁柜里挂满了衣服，朱莉生气地叠床上的衣服，一边嘴是不停的埋怨比尔弟媳妇什么也不干。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帮她换好床单。我们走进里面的房间，也是一个小客厅，周边摆着一圈很软的黑色真皮沙发，朱莉拿出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让我看她在各地旅游时拍的照片。她打开了一段视频，是比尔在一个大礼堂里表演幽默踢踏舞的视频，朱莉说民间表演就是他们夫妇俩的工作，视频里比尔穿着白衬衫，黑色燕尾服，尖头皮鞋，黑色高平顶礼帽，手拿黑色拐杖，舞姿轻盈灵活，像卓别林的造型，根本看不出是我所熟悉的那个花白头发，慈眉善目的50多岁大叔。看台座席上人山人海，掌声不绝，朱莉说这是他们在芝加哥演出。我说你们可以去中国做生意，这时比尔进来说，我们也想过，但是担心中国的饮食安全。他随手打开电视，电视上美国新闻正在说中国毒奶粉事件。我尴尬得说：“是，中国的食品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比尔的母亲从前厅颤巍巍地走进来说：“他们竟然杀baby。”我不知如何解释，只好说：“这确实是个无良心的商家。”由于后厅光线不好，我们又到前厅坐着聊天，比尔母亲看看我放在门口的姜黄色短靴说，“你的皮鞋很漂亮，是中国产的吗？”我说“是“，她疑惑地看着我，“中国也能生产这么漂亮的皮鞋？”对于一个长年行动不便的美国乡村老太太，她对中国的印象或许还停留在清朝。
老太太站起身，带我走进后面的小卧室，里面的墙壁上贴着棕色树木图案的墙纸，感觉像走进了森林，在墙壁上挂着温度计，湿度计，黄铜色的金属外壳看上去很古董，在一进门旁边的墙上，是整齐排列的十几枚军功章，我趴上去仔细辨认，都是二战时期的军功章，奖给一个叫沃尔夫的人，比尔母亲说：“这个人是比尔的父亲，二战时是飞虎队的成员，曾到过中国战场，我吃惊坏了，问她“难道是陈纳德的飞虎队？”老人说“大概是吧！”门对面的墙上，是一个非常帅的外国男人和一个非常美丽的外国女人的单人肖像，大约15寸大小。老人说这就是比尔的父亲和年轻时的她。我问“比尔的父亲是不是飞虎队成员？”她说“是，曾在上世纪40年代二战中中国战区的飞行员，当时也就十八九岁，但那时比尔还没出生，我也不太清楚沃尔夫在中国的具体情况，我没有去过中国。”我瞬间感觉到似乎是天意，我的祖父在二战时也正在国民党军队里作为一名下级军官参加抗战。在我初到美国迷路的那一晚，碰到了比尔和朱莉，难不成是他的祖先在天之灵让他们救助来自中国的这个朋友。比尔后来曾对我说，其实美国的治安并不好，坏人很多，不敢轻易的跟陌生人走。比尔去给他母亲扫院子，朱莉说让我晚上就住在这间满是参天大树的房间里。我躺在床上，床单的颜色也是棕色偏红的，柔软舒服。我和衣躺下，睡不着，起来从包里拿出随身带的相机，拍下了照片上那两个可爱的年轻人，半个多世纪前的军功章。第二天早晨，我6点钟又醒了，四周静悄悄的，我上了躺厕所，回身取了相机，到前厅拍下墙上的小勺，那些小汤匙上面是各国的大船，桅杆上悬挂着荷兰、葡萄牙等国的国旗，我的眼前仿佛看到那些坚船利炮正从海上向中国驶来，又仿佛看见那些船舷上的小窗户里衣衫褴褛，梳着大辫子，不住呕吐的中国劳工，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祖先。我一个个把小勺从架子上拿下来，认真拍过，我要把这些照片带回中国，告诉周围的朋友。
7点半钟，人们相继起床了，朱莉忙着做饭，比尔开车去了超市，我陪着老太太坐在前厅窗户旁的沙发里，她透过窗玻璃望着马路对面的一幢小别墅说：“他们还没回来，对面的房子里住着两个年轻人，对我很友好，我有时会去他们家串门，上周他们旅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