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堂堂才之秀者杜正伦跑来问张德要经济数据和农业数据，这其实是很滑稽的事情，然而实际上像杜正伦这等精英对具体实务的数据也没有方向，才是唐朝贞观年的正常情况。』』..
便是户口统计，自李唐建立，开元至今已有二十年，其数据汇总还是一团糟。王孝通之流，根本没有建议权，更遑论决策权。
用一句话来概括，像王孝通老爷子这样的数据专家，他在贞观朝的应用数学论述，连专家意见都不算，更谈不上什么专家报告。
唐朝朝廷的组织力，是不如“忠义社”及“华润号”的。究其原因，这个朝廷还要承担社会义务，而“忠义社”追求的是利润，有利润，就有动力。
如长孙冲之流，倘使张德跟他讲大义讲德行，大约结果只会像程处弼狂扁温挺一样；而如果张德跟他讲茶砖出关在草原获利翻五倍，大表哥能把借贷记账法学个通透，还能顺便学契丹靺鞨室韦高句丽新罗百济突厥……十几种语言。
欢州原本是南交州，即便是一地主官或者军事长官，对当地风土人情的考察，还是会和汉朝一样。具体到哪样东西能获取暴利，哪样经过二次加工能获取暴利，他们是没有这个主观能动性的。
一是此事涉及“谋反”，二是他们的主要收益，来源于仕途上的名声和权力。
声望可以获得更多的士族青睐，那么就能在吸纳大量土地及私蓄奴隶的同时，却又得到同为士族的照拂遮掩。再进一步，声望可以让家族的子弟轻易地获得朝廷的人事任命，因为在和别人同台竞争时，考察者先熟悉的，是你那“贤才”的名声。
至于是不是吹捧，是不是水货，那都是任命之后的事情。
那些**丝逆袭迎娶白富美的戏码，至少在此时，很难行得通。
马周途径洛阳之前，连“洛下音”都没掌握。宰辅之才尚且如此，遑论那些百里挑一的人物，只能沦落为郊县的刀笔吏，乃至做一辈子货真价实的“躬耕南阳”。
所以不难唐朝核心地区的官僚尚且没有主观意愿上的做到对治下了如指掌，何况是边陲新得未稳之地？
然而“忠义社”却不同，社中子弟的父辈可能并没有追求这些边角料数据的意愿，但是处在社中，作为非嫡长子或者庶出之流的人物，他们倘若有些雄心壮志的，便要在分家之时，能够有足够多的安身立命之本。
换而言之，他们需要钱，于是有了维持“忠义社”逐利的意愿。而同时，张德在让他们逐利的过程中，将过程原原本本地铺展开来，每一个环节让他们了解旁观参与乃至组织。
数年来的潜移默化，即便是最愚蠢的二世祖，也知道这些环节“缺一不可”。
比如白糖，在赚取中国利润的同时，他们回去向贾飞打听，哪里还能大批量种植甘蔗，如果有，那里的自然灾害是否频，如果频，减产后的收益能不能依然保本。他们找到了一块新的甘蔗种植地，然后他们现缺少足够的劳力去种植，因为水土不服，有些倭奴无法适应热带的气候，很快就病死了。
于是他们会去向巢氏打听，黄蒿汤针对痢疾是不是真的有效，南人是不是要更加适合潮湿闷热的热带气候。
接着他们会去向王万岁打听，在岭南的蛮族人口有多少，其中对中国“心怀怨恨”的是哪几个。
然后他们会去向张绿水及麦氏子弟建议，把近海的船分拨一批到岭南，接着就会安排“镖局”的镖师货，很快就会有“心怀怨恨”的蛮族份子前来袭击，接着他们会高举义旗，将这些“以下犯上”的部族消灭。
在此之后，他们会从孔颖达那里得到教育，于是心灵得到洗涤的他们，不会杀死以及用皇帝的名义杀死这些俘虏。这些俘虏会活下来，用他们的劳动换取极少的自由。在那一年的账单上，这些俘虏是他们的财产。
最后，一个崭新的甘蔗种植园，诞生了。
这一切并非是结束，却仅仅是一个开始。他们会找到张德，询问有没有更快的船抵达南海；询问有没有更安全的航线前往南天竺高达国狮子国波斯国；询问这一年的分红利润，可不可以全部转为华润银元；询问在洛阳北城置办物业，大概需要多少华润银元。
青涩可爱的菜鸟们，不经意间，可能并非是像他们父辈期望的那样，长成万里鲲鹏或者高志鸿鹄。他们有的像夜枭，躲藏在林子里，出奇怪的窃笑声；有的失去了味觉也似，吃腐肉吃的飞起，成为了一只秃鹫；有的成群结队，每见屠城灭国便是嘎嘎兴起，在光秃秃的树杈上，冷冷地注视着千人万人的死亡……
张德没有告诉他们怎么做，怎么成长，十年来，老张从未干涉过除少数几人之外的任何成长变化。
这些不讨人喜欢的鸟儿们，却自然而然地具备了越唐朝地方主官的行动力，更是具备了越外朝六部组织度的组织力。
当然，他们理所当然地还缺少点什么，只是，张德从来没告诉过他们。
杜正伦离开汉阳的时候，是攥着几份红白双契，有明年的白糖交易，有今年的新田开辟，还有木材交易干货交易。
当然，杜正伦从张德这里得到了一个确凿的数据，黄豆和甘蔗是可以套种的，并且黄豆亩产情况优良的话，能达到三石。
这是一颗贴心丸，至少杜正伦可以放心去种甘蔗的同时，不用担心饿死人。
“杜明理倒是走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