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了罢了，你看过也无妨，只是不要随便外传，不然咱们俩都可能会有麻烦的。”
“是，奴婢知道的。”高蓉很客气地说道。
“你把厨房里那盘菜品给陆老伯端去吧，看看今天他能不能试做一盘出来。”凌皓头也不抬地吩咐着。
“是。”高蓉答应一声，立马就进了厨房端着那盘青椒炒肉去了随殿的大厨房。
凌皓继续看着王玄清誊抄下来的《素女经》段落，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把誊抄的文件交到他手上，想必她也是辛苦了很久吧……
这时候，凌皓也不想浪费时间了，左右趁着现在还有时间，不如就趁着现在有功夫，把王玄清送来的这个抄录文件利用印刷术给落实到位算了。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四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朝，并在唐朝中后期普遍使用。虽然在宋仁宗时，毕昇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但宋朝虽然出现了活字印刷术，却并未能普遍推广使用，而仍然是普遍使用雕版印刷术。
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印刷术先后传到朝鲜、日本、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
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手抄的书籍。手抄费时、费事，又容易抄错、抄漏，既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又给文化的传播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印章和石刻给印刷术提供了直接的经验性的启示，用纸在石碑上墨拓的方法，直接为雕版印刷指明了方向。中国的印刷术经过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的发展，给人类的发展献上了一份厚礼。印刷术的特点是方便灵活、省时、省力，是古代印刷术的重大突破。
神州的印刷术，自然也是源远流长，传播广远。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它随中华文化的诞生萌芽，随中华文化的发展演进。如果从其源头算起，迄今已经历了源头、古代、近代、当代四个历史时期，长达五千余年的发展历程。早期，中国人民为了记载事件、传播经验和知识，创造了早期的文字符号，并寻求记载这些字符的媒介。由于受当时生产手段的限制，人们只能用自然物体来记载文字符号。例如，把文字刻、写在岩壁、树叶、兽骨、石块、树皮等自然材料上。由于记载文字的材料十分昂贵，因此，只能将重要事件做简要记载。大多数人的经验，只能靠口头进行传播，这严重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
最开始，印刷术仅仅只是用来表现自己的名讳的东西，这就是印章。
印章在先秦时期就有，不过一般只有几个字，表示姓名，官职或机构。印文均刻成反体，有阴文、阳文之别。在纸没有出现之前，公文或书信都写在简牍上，写好之后，用绳扎好，在结扎处放粘性泥封结，将印章盖在泥上，称为泥封，泥封就是在泥上印刷，这是当时保密的一种手段。纸张出现之后，泥封演变为纸封，在几张公文纸的接缝处或公文纸袋的封口处盖印。据记载在北齐时（公元550~577年）有人把用于公文纸盖印的印章做得很大，很像一块小小的雕刻版了。
而在东晋时期著名的炼丹家葛洪（公元284~363年）在他著的《抱朴子》中提到道家那时已用了四寸见方（13.5x13.5）有120个字的大木印了。这已经是一块小型的雕版了。
佛教徒亦受此启发，为了使佛经更加生动，常把佛像印在佛经的卷首，这种手工木印比手绘省事得多。
其后便是碑石拓印技术的出现，考证发现这种拓印技术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很有启发作用。刻石的发明，历史很早。初唐在今陕西凤翔发现了十个石鼓，它是公元前8世纪春秋时秦国的石刻。秦始皇出巡，在重要的地方刻石7次。东汉以后，石碑盛行。
汉灵帝四年（公元175年）蔡邕建议朝廷，在太学门前树立《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的石碑，共20.9万字，分刻于46块石碑上每碑高175、宽90、厚20厘米，容字5000，碑的正反面皆刻字。历时8年，全部刻成。成为当时读书人的经典。很多人争相抄写。后来特别是魏晋六朝时，有人趁看管不严或无人看管时，用纸将经文拓印下来，自用或出售。结果使其广为流传。
拓片也是印刷技术所能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古人发现在石碑上盖一张微微湿润的纸，用软槌轻打，使纸陷入碑面文字凹下处，待纸干后再用布包上棉花，蘸上墨汁，在纸上轻轻拍打，纸面上就会留下黑地白字跟石碑一模一样的字迹。这样的方法比手抄简便、可靠。于是拓印就出现了。
印染技术对雕版印刷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印染是在木板上刻出花纹图案，用染料印在布上。中国的印花板有凸纹板和镂空板两种。而在后世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公元前165年左右）出土的两件印花纱就是用凸纹板印的。这种技术可能早于秦汉，而上溯至战国时期。
等到纸被发明出来后，这种技术就可能专门用于进行印刷方面的工作，只要把布改成纸，把染料改成墨，印出来的东西，就成为雕版印刷品了。在敦煌石室中就有唐代凸板和镂空板纸印的佛像。印章、拓印、印染技术三者相互启发，相互融合，再加上中国人民的经验和智慧，雕版印刷技术就应运而生了。
直到唐朝（7世纪左右）发明雕版印刷术，并在唐朝中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