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孩儿不孝，让您受苦了。”乌士奇毫不犹豫地向病榻上的母亲下跪了。
无它，乃是因为这个时代的思想使然。
从春秋到战国时期是古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逐渐变得系统化、哲理化的时期。春秋初至春秋末，是西周以来敬德保民思想继续发展的时期，仁、礼、法、刑、忠、孝等重要的政治思想范畴，都是这一时期提出的。儒家和道家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和内容丰富、充实的发展阶段。至战国时期，又出现了名家、法家、墨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等思想学术派别，诸子百家各自著书立说，招收学生，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诸子百家中，儒、墨、道、法四家的政治思想内容最为丰富，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影响较大。儒家思想以lún_lǐ政治为核心，“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重视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在战国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孟轲、荀况。以墨翟为创始人的墨家学派，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是重视实用，兼爱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在政治上，墨家主张尚贤、尚同、非攻，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上则主张强本节用。墨家在战国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为显学。
道家源于老子，其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战国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的政治理想是人与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的“无何有之乡”，比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走得更远。在政治上，他主张“绝圣弃智”，“掊斗折衡”。其他代表人物，如杨朱主张“贵己”、“为我”、“全性葆真”，列御寇主张“贵虚”，都有消极遁世的特点。法家是战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的思想流派。在政治上，法家倡导变法，发展耕战事业，以法治国，富国强兵。法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历史进化论和人性好利论，法、术、势是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法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李悝、申不害、慎到、韩非，其中商鞅重视法治，申不害偏重于君主对于权术的运用，慎到强调权势对于君主专制政治的决定作用。晚于他们的韩非，吸收、兼容前期法家的思想成分，建立了法术势兼用的极端专制主义政治理论。
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围绕着君本民本、人治法治、性善性恶、法古师令，以及军事、经济、用人等方面展开激烈的争论。
君本与民本思想的互相争论，就是儒、墨、道、法等诸家学说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都可以算是专制主义理论。但是，它们对于君主、民众、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儒家对于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孟轲继承、发展了春秋以来民本思想的精华，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荀况则认为君主是“管分之枢要”，主张尊君爱民。在处理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仁和礼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与儒家相反，法家则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认为国家是君主的私有物，“国者君之车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应该用法、术、势统御臣民，使臣民慑服。墨家的政治思想也有明显的君主至上倾向，墨翟认为，君主是善言善行的代表，应该由君主“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使臣民的言行意志都统一于君主。
儒家提倡人治，认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所谓人治，就是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聪明才智、在群众中的威信、以身作则的影响力来治理国家，管理人民，把国家、民族的兴亡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为了实行人治，儒家特别强调君主和官吏们的道德修养和爱人之心。孔丘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并强调“为政以德”。孟轲认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荀况尤其强调礼的作用，认为礼是安定社会秩序、稳定等级结构的根本保证。儒家人治主张的实质是lún_lǐ政治。法家主张实行法治。他们认为法是约束民众行为的最有效工具，是国家致治的根本保证。法律分明，即使才能平庸的君主也能治理好国家。他们还强调“刑无等级”、轻罪重罚等原则。法家的所谓法治，强调的是严刑峻罚，依靠暴力来治国，他们信奉的是“民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的政治哲学。他们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法治原则，但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他们所倡导的法治原则和他们所倡导的君主独裁原则是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的。他们所提倡的法治，实际上就是强权政治。道家更是在这一问题上走上了另一极端，一方面认为圣人治天下就是乱天下，另一方面又主张君主无为而治，通过无为政治，使臣民处于一种无知无欲，安于被统治的地位和思想氛围之中。
但不管是以上哪种思想，都有刻意或主动地强调同一个问题，即生而为人，必须具备着信义与忠孝这些可贵品质的问题。
人无信不可立足，人无义则失去人心，人不忠则万人唾骂，人不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