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汝国嘛，识些字儿、通武艺，满腔热血一介武夫。
在国内到底有法令约束，加上自隆庆爷登基，高拱、张居正以同样国策轮流执政，国内自隆庆二年起就没大规模造反的了，这才安生过了好些年。
局面好的让他一度想去投军应募，甚至还真的跟北洋派往南南直隶的征兵官谈过，可惜自视甚高，没受过正规的武将兵法教育又不屑于当个兵丁，最后也没跟着招兵官走。
军法严苛，北洋军饷虽高，到底也没高过他的武师佣金，何况他也不在意钱财，因为他知道自己没赚钱的本事。
一切凭运气赚来的钱，最终一定也能凭本事丢掉。
大好局面一直持续到张居正因隐疾半退隐，国内的人心才稍微浮了浮，但考成法还在执行，基层的官吏依旧被三本账压得透不过气。
民间吏治依旧清明，陈沐大帅的东洋军连战连捷，经常在电报里露脸的翊钧陛下也给百姓带来一种希望，大明已经很久没有听闻那种能令京师震动的叛乱了。
可到了爱尔兰就不一样了，在大明形容一个人最穷凶极恶的词是什么？是无法无天。
巧了，对刘汝国来说，在这啊，就是无法也无天。
本质上他的作为属于狗拿耗子，他的文化程度就介于熟听水浒与略懂三国之间，在大明也曾为出口恶气以武犯禁伤人，但到底有法压着、有天压着，那种情况为出口恶气是不至于搭上自家性命的。
如今他也是想出口恶气，看爱尔兰百姓熬菜汤活得苦他不顺眼，但没有法也没有天，就不一样了。
散出去开仓抢来的猪羊面粉，村子里六个原本兰抢占几百年的耻辱就已煽动起来的青壮再忍不住，当下领了粮食各置家中，为刘汝国马首是瞻。
而后他打听最近的村子，带着从白马部借来的骑手故技重施，一日间奔走农庄六处，接连截击、追击三支征粮队。
有了第一个村子的农兵，后面几个村子招兵都很容易，各村庄临近，情况相仿，最近格雷总督又确实收税收的太厉害，甚至当天夜里还有闻讯赶来的山贼团加入。
等到第二天，他的义军小队就已膨胀至六十余人，都无需白老虎再借人给他，也不需要刘汝国再自己立旗扯着嗓子喊，他们冲进村里，发现税官刘汝国就只振臂一呼：“谁敢杀税官！”
众义军齐呼：“我敢！”
事就办妥了。
说到底，人只有两件大事，一位生存、二为理想。
刘汝国不懂这些道理，但他把两件事都办妥了，一个分粮全家不饿，一个驱逐英夷洗数百年耻辱。
有了最初的班底，紧跟着就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朱晓恩还在后头小心谨慎地进兵，他这已兵分四路，行动飘忽的游走村落开仓放粮。
这世上人只要受人拥戴，总要有点心术，数日里尽管就聚集起百余人，可这些人在刘汝国眼中，就是近二十个村子、农庄，上百个家庭、上千口人的拥戴。
他们的家人拥戴不拥戴已经没有用了，就算不拥戴，家里人吃了开仓放出的粮，难道还能置身事外？
爱尔兰人又兄弟姊妹尤其多，这些人天然成为血缘、利害关系下的攻守同盟，即使是没投义军的，也开始在村庄间为他们通风报信、赶制兵器、组建民团。
不组建不行呀，开仓放粮财帛动人心的激情褪去，所有人都冷静下来，那些效忠总督的贵族一定会发兵征讨的。
刘汝国以为自己想通了一切，可他还是没能料到爱尔兰贵族的反应之慢。
有心镇压的大贵族们发现自己的征召手段失灵了。
低下的小贵族们一个个鬼精鬼精，各个自认是去年的战争挨揍挨出经验，掐指一算就认定了这支抢掠农庄的部队是艾兰王朱晓恩的先锋军，而且依照其进兵胆大果断的态度——就知道是朱晓恩手下的大明雇佣军。
没人觉得这是一支由四个扎甲武夫率领的农民，大伙都把武备劣质匮乏至极的他们臆想成那支遇敌火箭火炮先打一轮再说的明军。
谁愿意和那些家伙打啊，艺高人胆大到去年的围城早期坚壁清野的战斗中二百步兵就敢用包抄战法打五六百人的部队，而且最后还赢了。
这样的敌人，大领主一征召，小领主急吼吼的带兵往都柏林赶，在路上就得被歼灭咯。
所以大伙儿都是聪明人，反正领主不会只征召我一个人，让别人先去，等都柏林聚兵聚的差不多了再去，到时候路上安全，即使遭遇敌军跑了还有支援。
这种思路它似乎是没错的，唯独算漏了一点，这些聪明人脑子里该先去的‘别人’，都死在去年了。
传出去征召部队的消息如石沉大海，把都柏林周围几个大领主吓坏——全沦陷了？
以至于所有人不约而同地选择相同对策：把守城堡，拒门不出。
一时间都柏林左近之战略态势极为平静，朱晓恩赶着大量军粮、辎重、预制木栅等围城器械一路小心谨慎、慢慢悠悠地往都柏林赶来。
都柏林周围的英格兰、爱尔兰领主则统统像提前被艾兰复国军买通了般按兵不动。
天下人人像王八蜗牛，唯独刘汝国在都柏林城下如脱缰之哈士奇，今日点起三骑在城北放火，明日呼啸百余人在城南挖条沟，后天挖出的土就被背到城西堆起个大土丘。
城内守军根本不敢出城打他这些身无片甲的手下。
说白了，城里格雷总督根本就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