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特区政府准备发动攻势，给已显颓势的民主派最后一击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导致前世里非典感染香港的时间突然大幅被提前，让杨星为此做的安排措手不及，也让非典疫情卷入人事都更复杂。//无弹窗更新快//
事情的起因很快被杨星得知，却是哭笑不得。因为广东爆发非典疫情后，比起前世政府对非典的危害程度不了解而贻误了防治的最好时机不同，这一次政府在疫情初期就大大重视防控，对于各种发烧咳嗽的感染者都实行了快速隔离监控。
但这样一来当然让不少人觉得生活不便，其中一名香港感染者是个有名的老饕，并且正是对内地政治制度不信任的“民主派”人士，还是那种民主派中头目级别人物。他对中国政府的举动一切都以阴谋论的观点看待，他认为中国政府防疫是假，想趁机整治他是真，所以他坚决拒绝隔离，还偷偷联系了香港的同伴，逃出了隔离区，偷渡回了香港。
好死不死的是，他本人就是非典传播中著名的超级带菌者，在此次非典传播中，这些“超级带菌者”的作用甚大。他们本身感染非典后，病情很快会缓和，但身体却变成了非典病毒的携带库，体液里的唾沫、汗水甚至粪便中都携带有大量非典病毒，稍不注意就会通过空气传播，导致大量人群中招。非典传播开始，许多医院工作者成为最大感染群体，就与医疗时对收治的“超级带菌者”注意不够。隔离措施不力有很大关系。
这位“超级带菌者”一回香港，就忠实发挥了他病毒库的作用，很快与他接触过的人群中就出现广泛非典传播的情况，本来对此高度戒备的香港政府立即拉响了警报。要求全城戒备防控这种新疫情。可是相比国内的雷厉风行，香港的民主政治此时却表现出它的拖沓和争议来。
因为前一阶段特区政府借着“脏弹事件”和保钓运动牵连出的日本间谍案，利用因此备受攻击的特区政府在公共安全领域的弱点，顺势推动国家安全法和国民教育法草案，让民主派苦心经营的布局大受打击，他们视此为极大的失败。受到国外势力暗中支持的他们不甘失利，想尽办对这些法案加以阻止，正和亲中央的建制派在立法会闹得不可开交。现在遇到非典隔离这件事，并不了解非典危害的他们却觉得正好能借题发挥，转移视线。
当特区政府要求全城进入紧急状态，对感染非典病毒人群实行强制隔离时。民主派就跳出来大叫这是严重违反人权，限制人身自由，要求政府暂缓执行命令，要经过立法会讨论才能执行。只是政府卫生部门觉得疫情如火，并且请示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也同意香港政府的举措，香港和内地几个实验室还紧锣密鼓研究非典病毒样本，力图最短时间内拿出方案来，当然不愿意主动后退。反而正告民主派这是传染病，跟人权无关。全世界通用的方法就是强制隔离。
但一叶障目的民主派已经听不进去任何劝告，反而准备发动不知真相的民众准备在圣诞节前发动“百万人群大游行”来反对政府的疾病隔离措施。正在海南博鳌中星国际年终大会上讲完话的杨星接到包海生的问计电话时。沉思了半天，显然也对非典提前在香港爆发反应不及。不过他毕竟不是喜欢长吁短叹的人，而是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有些人不见黄河心不死，他们想要闹，是以为民意可用。作为政府，完全不倾听民众呼声可不好的。那就不如退一步，同意他们暂缓实行强制隔离，但疫情预警不能断，还要加大力度宣传，该做的防控准备也不必停下来。同时主动公开和民主派对话，让他们明白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有任何风险后果自负，总要用事实证明，有些人见到棺材才会流泪！”
听完这段话，包海生拿电话的手明显抖了一下，但他很快就控制住了。是啊，现在的局面只有拼个鱼死网破，按杨星的意思就是随民主派闹，非典大流行，死上几个人后，接受教训的民众才知道政府的苦心。可眼睁睁任市民发病，还是有些突破他的心理底线。但他思来想去，也觉得杨星这个冷酷办法是打破目前僵局的唯一可能，他有些挣扎的问道：“那我们提前把底牌打出来，会不会让民主派收敛一些？”
杨星否决道：“现在有些人已经偏执了，他们身后的势力还没领教非典的威力，底牌一亮，他们不愿意退缩怎么办？只有血的教训才能让他们清醒，那时推出我们的底牌，效果才会最大化。这样吧，为了让你心里好受些，我在海南开会走不开，我出点血，把天空星城那里暂时停工让出来，全划成隔离区，给政府作紧急医疗点这总可以了吧！”
包海生也只有点头，杨星也算是仁至义尽，毕竟接纳了染病群体的隔离区，今后肯定会影响入住者的感受，光房价就会跌去一筹，杨星损失的金额会数以亿计，他连这都担下来了，他包海生作为特首更是要挺身而出。
所以很快特区政府表面上勉强同意同民主派达成暂时的协议，民主派要控制人们上街游行，以免人群聚集容易感染。而政府则改强制隔离为自愿隔离，但非典警报不能撤除。并且香港决定将天空星城包括在内的一大批假日营地、度假村和乡村隔离营地，设立成隔离医疗点，力求将感染者尽量和与其他市民分开，以防万一。
但大家各让一步并不标志政府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