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有人评价洪秀全，认为是他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动摇了满清的统治根基，这几乎是一个公认的定论。可梁明有个怪异的想法，洪仁坤（本名）这个屡试不第的穷酸秀才，假如在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他最后一次科考中中举了，那以后还会有轰轰烈烈的天平天国运动吗？答案是肯定的，没有。
没有了太平天国运动，那石达开、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这些人也不会成为赫赫有名的将帅。所以，梁明得出了一个结论，人才到处都有，只要把事情挑起来，是人才的自己就会跳出来，你拦都拦不住。（想想开国众将中，有多少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泥腿子出身，可打起仗来gmd所谓科班出身的将军照样稀胡）
就好比方和志，他就是洪秀全的“消弱版”，同样屡试不第，却又无养家糊口的本事，平日里只能混迹于私塾、楼管之中，勉强顾住一家老小的吃饭。这样的人就是情报署的重点照顾对象，书籍的首选目标就是这些人。反正不用担心他们上告官府，因为满清的文字狱足以让他们望而却步。
方和志的“崛起”和“精明”让暗地里的情报署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真的，真的是感激之情，因为书籍的记载一直在文人阶层传播，情报署不能也不敢谣传至民间，一是这样的反言是流传不开的，二是怕引起满清的注意。可方和志的一袭缴文却提他们打开了局面，几天的工夫各种流言就光明正大的在豫楚大地上传播开来，随后以不可阻挡的架势向四周蔓延开来。
反映过来的地方官府连连明令禁止传言，可又怎么止的住，古训有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是这个理。
传言使得白莲教义军的生存空间有所宽松，但现在不是十年之后，他们的根基比起后世纵横五省九年之久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时弱的太多。不用乾隆的旨意，湖广总督特成额马上调集了大军联合川陕驻军和河南驻军分路围剿，在北京的旨意到达时白莲教义军已经被逼进了大山之中。
乾隆的意思很明白，是要一举清除隐患。于是中华国就落得了个意想不到的好处，聚集在豫鄂边界的余下二十余万百姓全部遣发至暹罗。而梁明所要付出的仅仅是二十万两银子的礼钱，和以暹罗国发到的一封感谢信，外加几船暹罗的土特产，好歹也要有几个贡品不是？
中华国在这场波动中坐收渔翁之利，得到了天大的好处，两年的移民迁来了四十多万百姓，极大的巩固了中华国的根基。而满清则陷入了全国动荡的开始。
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泡汤了，心情的郁闷可想而知，七旬老头一发生气，后果可就严重了。对待造反之人，满清是向来不讲留情二字的。就好比梁明发家的山东起义，清水教不但土崩瓦解，而且其主导的王伦等五人家族全部被灭，甚至牵连到整个寿张县的王姓百姓，他们的下场是一律斩杀。手段残酷之极。
陕甘、川楚、豫南，最后是五路大军进剿，将白莲教义军紧紧地围在山林之中，并且将当阳县翻了个底朝天，方和志的乡邻、亲朋、师友等等，只要抓到了一律处斩。对于方和志，乾隆可谓是恨之入骨，他可不傻，白莲教起义只是区域的一时动荡，可方和志的缴文却可以动摇整个大清朝。
虽然到了乾隆时期，满清的统治已经极为稳固了，渐渐的也占据了正统的地位。可就这样乾隆依旧要做出一副亲善汉族、友好士子的样子，在几次南巡之中他为了折服江南的汉族士子还特意穿着明朝的服饰，同当地大儒谈经论学，以用来证明自己的亲善。所以，对于方和志他自然不会放过。
不过清军没有很快的实现他的愿望，押解方和志等人进京千刀万剐。豫鄂边界山高林密，义军有熟悉地形，辗转之间就拖住了满清的进剿大军，局势一时间僵持住了。但大局上义军却已经全盘落入了下风，只要不傻他就明白义军坚持不了多久了。
这次起义，白莲教在豫鄂两省的主力尽出，若是就这么被灭了那没有个十几二十年是恢复不来的。梁明不想这样就放弃了一个好子，马上命令情报署开展进一步行动。
四十九年九月，河南、安徽、陕西三省再次爆发了起义，主力依旧是白莲教；十月份，四川巴山地区白莲教再次举义。
梁明不求他们支撑多久，只要可以拖上两年，让中华国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迁移来的百姓就可以了，至于情报署用掉的近百万两银子，他不过是“呵呵”一笑了之。
白莲教的突然爆发明限让清廷有些措手不及，虽然很快就调集了各地的大军可毕竟给了义军发展的空间，而且各地用兵也大大减弱了清廷的军力优势。
时间很快就到了年底，白莲教义军屡受打击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河南、安徽的义军除小部分突围至山区外，大部被消灭；陕西、四川义军也都退入了山区；可他们毕竟是支撑下来了，冬季可不是个进山剿匪的好日子，各路清军也退入城镇进行修正，战火暂时得到了平息。
梁明可不想让乾隆过个好年，他怎么着也要恶心一下乾隆，况且第三步计划已经到了花开蒂落的时候了。
离过年还有六天，河南巡抚上了一道紧急奏折。这道折子让乾隆是火冒三丈，南阳知府郭凯峰得人私报当地大族邓氏藏匿禁书，报密之人是邓府的仆人，郭凯峰不敢怠慢当即派人搜查，得《扬州十日记》、《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