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历朝历代，中原君主都是这样做的，能把这个缓冲区建的远一些，则中原王朝的繁荣昌盛便会长久一些。
马城管这个叫做战略纵深。
没错，正是战略纵深，史海沉浮，历朝历代莫不是如此。
汉朝的初始阶段，国力是非常虚弱的，在对匈奴的关系中完全是处于被动地位的，正是由于君主的励精图治，后来有弱变强，在国力强盛时对匈奴实施连续不断的打击。
最终迫使匈奴西迁，捍卫了汉民族的安全。
再看看晋朝，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采取宽和节俭的方针，宽而能断，在重大问题上择善而从。
晋武帝立白痴的惠帝为太子，又为他娶了凶狠狡诈的贾南风为妃。
晋惠帝就是那个听说许多百姓活活饿死，问：“百姓无栗米充饥，何不食肉糜？”
就是那个大傻瓜。
至于这个缓冲区能推多远，还取决于历代王朝的尚武程度。
平吴以后，晋武帝不再兢兢业业，却奢侈放纵起来。
他死后，贾后联合楚王玮先后杀死辅政的杨骏和汝南王亮，接着又消灭楚王玮，终于造成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
并最终导致了五胡乱华的局面。
后汉、曹魏以来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据有特殊优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有士族子弟听到马的叫声，吓得钻到桌子底下的笑话，使庶族中的才俊之士不能脱颖而出，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敌忾，要求驱逐胡人，返回故土。
祖逖及其部下流民可为代表。
祖逖从淮水流域进抵黄河沿岸，联系保据坞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谋划恢复中原，经营达八年。
当时北方匈奴刘氏与胡羯石氏相争，形势有利于东晋。
但元帝无意北伐，对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加以皇室与王敦矛盾尖锐，祖逖备遭掣肘，壮志未酬身先死。
宋朝赵匡胤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他在接手国家政权时，家底是非常厚实的，但是宋朝却是汉族王朝中最软弱的一个朝代。
这都是由于宋朝长期奉行重文抑武政策所导致的。
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在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中造成一个“无腹心之患”的统一的政治局面。
宋初统治者虽然从根本上认为养兵“为百代利”，但又恐怕军队也可能因这样那样的事故而发生变乱，因而又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加以预防。
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开封的禁军轮番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名义上使士兵们“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
实际上是借着士兵们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避免对皇权造成威胁。
内外相维，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京畿，一半戍守各地。
宋神宗赵顼对这种做法加以解释说：“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
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
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
实际上，这种“内外相制”的政策，不仅体现于京师与诸道之间，而且也体现于皇城内外、开封与府畿各县之间兵力的平衡。
在这种政策的作用下，军事能力无形中削弱了不少。
“守内虚外”政策。
宋初统治者目睹五代以来内部多变的景象，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内患”比“外忧”更为可怕。
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
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
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因此，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
宋朝面对辽国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
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象对待军队一样，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
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有“事无不统”的大权。
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
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
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
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
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兵”、“冗官”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辽军的南侵，原是以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当时宋朝内部以王钦若一派为代表的主张逃跑，但是以寇准等为代表一派大臣力主抗战，辽侵入宋境后，因屡受挫败，就示意愿与宋朝议和。
这恰好符合了宋真宗的意愿。
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不惜代价。
宋、辽商定和议，交换誓书，开始纳贡称臣的屈辱历史。
民众尚不武，导致宋的对外政策是非常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