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视节目中，开始于1983年的央视春晚是一台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综艺晚会；春晚对于电视文化研究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研究对象。作为我国最早的电视综艺节目之一，30届的央视春晚开创了电视综艺晚会的先河，折射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传统民俗与社会的变迁以及受众心理及审美情趣的变化。
在这个变迁与变化的过程中，传播技术的革新给春晚涂上日新月异的色彩，也给受众带来出乎意料的媒介体验。2011年春节，中央电视台通过中国网络电视台首次推出网络春晚。电视春晚越来越难办，首届网络春晚的出现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笔者试图从三个维度对两个春晚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媒介形态的春晚所呈现出的样貌：
一是媒介载体。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经出现了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媒介形态，其中，纸张、广播、电视、网络成为现代传媒的主要媒介载体；媒介载体也是一个加速度变量，不过，载体的变化并不像技术革命那样总是改朝换代，后一个载体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前一种载体的消亡，这为我们同时在电视和网络上欣赏春晚提供了可能，也是两个春晚可以同样精彩的媒介前提。
二是传播技术。技术是促进传播发展的重要动因。自从彩色电视出现后，黑白电视就被淘汰；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也把电报通信手段送入历史。可见，技术的更新带给受众的是种种生活新体验，也在不断更新受众思想观念，甚至为受众“赋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三是传播符号。人类文化的传承和文明的演进正是依靠符号才得以完成的。
从这一意义上讲，符号其实也是载体，但它是却一个相对恒量。对于传媒来说，负载信息的符号无非文字、声音和影像，无论是纸媒还是电子媒介，再到今日之多媒体，符号均蕴涵其中。春晚作为以象征性符号搭建起来的新民俗，无论如何变化，这些核心要素都不可能动摇。
一、公众授权与网络赋权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作为传统社会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最核心的就是“回家”“团圆”，因为有了全民族在大年三十晚上守夜除旧岁的习俗，才有了实现最大程度凝聚的可能，“春节”也就成为春晚实现“共时”与获得“认同”的重要前提。
现场直播技术则成为春晚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技术保障，成为春晚跻身“新民俗”行列的动力诱因。中国最早的电视节目都是现场直播的，当时的现场直播是录像技术落后造成的非主观行为。1964年，北京台用黑白录像机录制了一些戏曲节目，这是我国电视媒体第一次使用录像播出的综艺节目。从此，中国电视文艺进入从实况直播舞台演出向录像播出的阶段。而1983年首届电视直播春晚的诞生则标志着电视文艺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现场直播阶段，技术手段的再次革新带给受众完全不同的收视体验与思想观念。
早在1958年中国电视诞生之时，“春晚”就出现了。当时的“春晚”只有4个节目，所有演员加起来不到100人，再加上电视不普及，也没有卫星转播，当年的“春晚”没有在观众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导演黄一演在回顾自己接受1983年春晚的导演任务时，提到了他和创作组的几个创意：首先一条就是进行现场直播，不搞当时已经习惯了的录像播出；还要在演播现场设热线电话，让观众可以打电话点播节目和表达自己的观感。都是在电视媒介上播放，但录像与直播有着本质的不同。
春晚作为“仪式性”的电视节目，是具有“非日常化”和“仪式感”的媒介事件。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认为，在卫星电视时代，媒介事件是特殊的电视事件，与那种平常晚间节目样式相比有着鲜明的区别。
首先，事件把与一种或多种社会核心价值相关的象征性动作的表现置于突出地位，通过电视直播，事件的表现带着仪式性的崇敬，所用语气表达出神圣和敬畏。例如1990年春晚，时任总书记的**和总理李鹏，来到春晚直播现场，向全国人民拜年，通过他们的出现和发声，营造出社会的集体感和崇高感。又例如，1989年春晚，主持人鞠萍讲述聂卫平姐姐聂珊珊挽救安徽小保姆生命的感人故事，并配以韦唯演唱的《爱的奉献》，以“动情点”的设置完成对社会核心价值的确认。
其次，事件的发生是活的，转播在事件发生的真实时间中进行，且具有不可预见性。1983年，仅4部只能供给首都观众使用的热线电话，点燃了观众的点播热情，于是就有曲的记录，和“禁歌”《乡恋》的“解放”。此后的春晚虽然取消了热线点播环节，但零点仪式、为赴台大熊猫取乳名等内容同样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存在和紧张的气氛，从而产生情绪的跟进。同时也承担起仪式角色，与银屏互动，完成仪式分配给自己的任务。
再次，媒介事件的电视直播能吸引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观众。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观众具有同时接收的可能性。电视直播本身就会产生对最多观众的聚集。不过在当时，导演对此的理解并不深刻。1985年，力求突破“茶座式”晚会形式的黄一鹤决定将演播室搬到户外的工人体育场，寻求现场观众的最大化，却造成了现场指挥的困难和视觉效果的失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