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韩国人的民族感特别强，对胜负也特别注重。一个才四千多万人口的小国，在各种体育比赛中能压倒日本，既不是靠经济实力，也无所谓“人种优势”可言，他们靠的就是韩国人的民族精神，当然，一些赛场之外的小动作起到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但那也是韩国人重结果，轻过程，好面子的一种体现。
韩国棋手一直有集体研究的习惯，尤其是韩国棋手与别国棋手争夺冠军的时候，更是倾全体高手的智慧来研究对手。韩国围棋真正意义崛起时的代表曹薰铉与聂卫平争首届应氏杯时是这样，第二批棋手象李昌镐、李世石、崔哲瀚等等年轻的一代在与他国棋手进行重大比赛时也仍然是这样。比如李昌镐在国内赛中基本不输刘昌赫，一到国际赛上反而常常“失手”于刘昌赫；在首届“春兰杯”决赛中，番棋不败的李昌镐脆败于自己的师父曹薰铉，都是韩国人的民族意识在起作用。他们一致对外，而对“窝里斗”并不来劲，尤其是当时公认的世界第一人李昌镐，他重视外战而明显的放松内战。
其次，韩国法律禁止赌博，却不禁止围棋下“彩棋”。日本棋界历来都视围棋为雅事，为艺术，很瞧不起赌博，中国棋界虽然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但对于下棋押彩，大多数人还是不习惯的。韩国人则视“彩棋”中输棋输钱为交学费，让赌棋合理化。不仅在业余爱好者之间非常普及，而且在年轻的职业棋手平时训练对局时也会进行一些小额赌注。
同时，韩国围棋每年地入段除了韩国棋院的院生以外。还给业余棋手留有名额，给业余高手成为职业棋士的机会，如第一代韩国四大天王之一地刘昌赫就是在十八岁之前踩着门槛成为职业棋手的，这种情况在中。日两国的围棋体制下根本不可发生。因此，他们的业余和职业棋手之间就没有不可逾越地鸿沟，既利于业余棋手的提高，也使专业棋手多几分业余界的野气和灵气。
韩国有五分之一的人会下围棋，以下指导棋、赌棋为生者数以万计。这些人有三件“镇山法宝”：一、心理素质特别好。长期的赌棋生涯磨砺出他们极强的心理承受力，使他们越是大场面发挥越好。二、中后盘力量特别大。他们不循定式。也不太讲究棋形、棋理，常常靠各自钻研地秘招、怪招取胜。三、作风特别顽强。他们相信对手会犯错误，总是耐心的等待。善于创造和捕捉胜机。在这种大环境里陶冶出来的韩国职业棋手，自然都具备这三套看家本领。这些年来，中、日棋手感到韩国棋手不好对付，也正是在这三点上吃地亏多。
国际大赛下到决赛时，其情形也如一场大的赌棋，在赌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韩国棋手就显出了优势。当中、日对手在巨额奖金和世界冠军荣誉的压力下。棋力大打折扣的时候，韩国棋手却常常有超水平的发挥。手机访问：
再次，韩国棋界最讲究胜负，胜负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地国际比赛参赛资格要么按成绩确定，要么比赛选拔，没有“人情”和“合理”名义下的照顾。因此’他们的青年棋手积极性高’上来得快。而“老”棋手担心被淘汰，只好继续革命，长棋。
曹宰贤的成长轨迹具有鲜明的韩国特点，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和自己的祖父出入于各各棋社之间，在体现出了围棋天赋之后便被送到据有百年历史的冲岩学园和众多同龄少年进行职业剑练，十四岁入段成功，成为职业棋手，十七岁开始在韩国棋界展露头脚，仅用了两年时间就进入了一流棋士行列，二十岁时获得个人国内第一个头衔，在同年开始参加世界大赛，第一次参赛就进入到前十六名，虽然以他当时地实力还不足以对李永铉，崔世石，金炳辉等人造成实质上的威胁，但谁都知道，这一天很快就要来临。
果然，在第二年的王位战中，曹宰贤闯过重重阻碍，终于得到了韩国第二大棋战的挑战权，向当时正处于巅峰状态的崔世石发起进攻。原本大家以为以当时崔世石的实力，比赛将会以四比二或四比一的比分结束，曹宰贤能从崔世石手中得到一两分就算相当不错了，但结果地是曹宰贤在一比三，只差一局就要失败的情况下绝地反击，连扳三局，反以四比三的微弱优势反败为胜，挑战成功。
以首次获得王位战冠军为标志，曹宰贤从此步入了超级棋士的行列，不仅在国内比赛中四面出击，在世界大赛中也是异常活跃，屡屡进入各项大赛的前八名，并最终在二十三岁时获得了世界棋王战冠军。
曹宰贤的棋以顽强着称，是韩国乱战型棋风的代表，布局强调子效，中盘擅长寻找战机，实战手极多，后半盘计算精确，常有出人意料的妙手出现。
与曹宰贤相比，桑原秀吉在技术方面并不存在优势，虽说布局阶段通常是日本棋手的强项，但曹宰贤和日本一流棋手的对局数以百计，对于日本本格派的风格并不陌生，就算占不到便宜，也不可能吃大亏。进入中盘之后，桑原秀吉更不可能在曹宰贤身上捞到好处，而到了后半盘，那就肯定是曹宰贤的天下。
所以，桑原秀吉的优势只是在心态上：他已经五连胜，超额完成了任务，本身只是刚刚成名不久的年轻棋手，面对超一流强手，赢了固然算赚到了，输了也没有丢脸的地方，因此心态放松，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水平。
但问题在于这种心态上的优势对于曹宰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