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舍虽远处海东，对大都的宫廷争斗还是有些了解的。
当今元帝在位已久，奇氏之子爱猷识理答腊自至正十三年被册为皇太子以来，至今已近八年，春秋日盛。
元朝有个惯例，凡立皇太子，则皇太子必兼任中书令、枢密使。中书令，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枢密使，是枢密院的最高长官。
尽管这两个职务，虚衔大过实职，比如枢密院，掌握实权的其实还是枢密院副使等这些副手官职，皇太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名义上的脑，但是毕竟跻身入了朝堂中最为核心的决策权。
至正十四年，元帝下了一道诏书：“敕：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凡奏事先启皇太子。”可以说，有了中书令与枢密使这两个官职，军国之事，皇太子便无与不闻，“皆其所临决”。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在其位，面对权力的诱惑，却就很难有人依然能做到不谋其政了。况且时值天下大乱，列祖列宗打下的江山眼看岌岌可危，而当今元帝顶着“鲁班天子”的美名，怠于朝政，荒于游宴，皇太子又正年轻气盛，加上奇氏野心勃勃，各方面因素结合在一起，他难免就产生了篡班夺权的想法。
去年五月，皇太子奏请巡北边以抚绥军民，看似为国分忧，勤于政事，实则呢？往深里根究，不排除他有借此展个人势力的念头。只不过，最终因“御史台上疏固留”，他没能成行。
随即，在奇氏的撺掇与支持下，他又打上了太平的主意。
太平时任中书省左丞相，是为元帝的近臣，位高权重。奇氏与他派了朴不花亲自出马，告诉太平，他们打算行“内禅”之事，逼迫当今元帝让位，询问太平的意见。太平受当今元帝恩重，默不作声，没做回答。奇氏又招他入宫，“举酒甚前意”，太平始终却不肯松口，坚持不肯同意，“终依违而已”。
皇太子很生气，几个月后，寻个借口，杖杀了两个人。一个中书左丞成遵，一个参知政事赵中。因为此两人皆太平的党羽，他杀鸡儆猴。中书左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二品的大员，他说杀就杀，由此也可见，他的羽翼已然初成。
太平知势不可留，为保命起见，他称疾辞职。拜太保，养疾家中。有台臣奏言，以为如今时事艰危，太平有治国的才能，不用太可惜了，“以师保兼相职为宜”，最好能够还兼任中书左丞相的官职。然而，“帝不能从”。
不是“不从”，而是“不能从”。连自己的近臣都保不住，当今元帝的为难困境，皇太子的咄咄逼人，亦由此也可想而知。
那么，皇太子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势力，为什么还没办法强迫元帝“内禅”呢？原因有三个。
先，朝堂上忠诚元帝的臣子还有很多，如御史大夫老的沙等。老的沙是个色目人，为当今元帝的母舅，忠心耿耿。
其次，元帝在位二十多年，权臣尽数死在其手，斩杀一品大臣数百，权术手腕还是很厉害的，积威犹在。一点儿的让步，不危及根本利益，他可能不予理会。若真把他给逼急了，皇太子难为对手。
再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皇太子手上没兵权。
他兼任枢密使不假，但是枢密院“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管的是“政令”，却并不直接掌军。即便掌军，放在太平年月尚好，而今乱世，实际的军权在哪里？在地方割据军阀的手中。简而言之，在察罕与孛罗的手中。
察罕何等人物？风头正劲。
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元廷的半壁江山之所以能得到保全，之所以能从小明王、刘福通的手中夺回、光复，可以说差不多皆为他一人之功。有这样大的功劳，功高震主，他会把皇太子放在眼里么？
退一万步讲，就算他积极支持皇太子，皇太子敢接受他的支持么？有元一代，权臣乱政层出不穷，接受了他的支持，岂不自寻死路？当今元帝初年，权臣伯颜之乱，距今不过二十载，前辙犹在，绝对不能复蹈。
而且，当时还算太平，现在宇内大乱，今时不比往日，故此更不能轻易去寻察罕的支持。试想：察罕本就风光无限，皇太子若再推波助澜，由他借助自家的影响，成一枝独秀，展到最后，这日后的域中，究竟谁家之天下，怕还真说不准。
察罕的支持不能找。孛罗的支持难以找。
帝王心术，不外乎平衡二字。当今元帝深谙此道。为了平衡察罕，他一直以来，对孛罗都有或明或暗的扶植。孛罗既得利益，又何必多此一举，干冒天下之大不韪，跟着皇太子折腾呢？
就在奇氏与皇太子愁没有兵权的时候，邓舍的使者来了。
不知她怎么想的，闻听到这个消息后，突然异想天开，寻思：“能不能借此机会，给皇太子弄点兵权呢？”与朴不花等人一商量，觉得大有可为，所以，她当机立断，亲见刘世民与罗李郎。
本来，刘世民与罗李郎此次出使的目的，是希望搠思监与朴不花能说服奇氏、皇太子，运用一些他们在朝中的影响力，或者适当地偏袒察罕、或者适当地偏袒孛罗，争取挑起此两人的不合。
明面上的理由，是因为孛罗实力太强，海东怕他进攻自己，希望能得到些许喘息的时间。实则邓舍之本意，是希望察罕能因此而暂时没有余力东顾益都，从而给海东吞并山东创造出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是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