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欧洲大陆的普通百姓都反感不列颠在布尔战争中不列颠粗bào_gàn预布尔主权的政策，不过任何一个有理智的政府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过度刺激不列颠——跟其他主要国家一样，帝俄在这个问题上也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在德雷福斯案中，存在着皇帝发表了反对法兰西做法的声明的先例，冬宫特地和阿尼奇科夫宫通了风；不过内阁不可能“干预”皇帝的看法，也不可能“命令”皇帝在不合乎时宜的时候发表评论——外务部的这些官员无法分析出皇帝可能的反应——跟其他的部门围绕着内阁为皇帝做出“建议”不同，只有外交部是明确地以皇帝的意志为信条的执行部门。
亚利并不同情这些布尔人，布尔人在南非族群隔离的政策可谓是臭名昭著；同时他对不列颠以强力压迫两个布尔国家接受不列颠改革的方式非常不满，倘若仅仅因为不列颠不满而被迫要求改革的话，还要“主x权”两字作甚？亚利并没有选择性地遗忘了帝俄在中亚和东土鸡斯坦的“光荣拓荒史”：在周日，他前往参加教堂的路上，在被问及“布尔战争”的看法时：“我们仅仅出于人道而同情在南非发生的争议，但仅此而已。”
倘若布尔战争发生在欧洲，甚至是非洲之角，帝俄在外交上都可以采取主动；在这一点上，帝俄并不像德意志在布尔战争中出于对德属西南非洲的敏感而选择支持布尔人。不过，如果只是采用“声援”的话，还不如继续跟不列颠保持一定的良好关系。反过来说，深陷布尔战争泥潭中的不列颠也无法在两河流域、中亚和东亚的漫长战线上继续“对抗”帝俄。与其继续在因为已经建成西伯利亚大铁路而变得交通更加便利的帝俄进行争夺，还不如留有余地的合作——这样说来，帝俄和不列颠走向妥协和合作也只是时间问题。
不列颠最大的对手都在此刻保持克制，其他国家自然而然地为了和霸主保持良好关系，也在此刻缄口不言。官方的口径并不能阻止民众对不列颠的厌恶，各国内阁也就利用这一点重新整合军备：比如法兰西“再武装”计划草案等。
就在欧陆各国认为帝俄会趁着这个时机重建威胁苏伊士运河的黑海舰队的时候，在亚洲，屡次被击溃的东方帝国国内，一股反外国人的运动正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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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俄对东方帝国真正富裕的地区兴趣泛泛，能让帝俄真正感兴趣的，只有能够威胁帝俄的松辽。虽说帝俄的势力已经完全遍布这个地区，但毕竟这个地区还不是属于帝俄。
帝俄在干预朝盛独x立的战争后，对东方的外交策略几次都是败笔。在百日维新前后，帝俄一定程度上“策划”了东方帝国最高层的几次变动——帝俄在东方帝国对内改革问题上支持的是康梁一方——亚利对东方帝国在东土鸡斯坦，尤其是伊犁问题上拒不妥协的态度十分不满，如果维新成功，必然对帝俄是好事；即便失败，帝俄也没什么输的，毕竟名义上出钱出顾问的是朝盛。
虽然在这几次碰撞中，帝俄没什么实质性的损失，却客观地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对东方帝国的瓜分狂潮。帝俄对东方帝国的贸易，被限制在了乌兰巴托。帝俄的真正在东方帝国内地的势力，除了在古都的领事馆以外，几乎没有。这是没有办法的，帝俄最主要的输出商品是粮食，而东方帝国恰恰不缺粮食，或奇高的帝俄小麦，能够吸引东方人的只有帝俄出产的煤油；同理，东方帝国能卖给帝俄的商品，也只有茶叶——而且这一市场还在不断地被不列颠输入的南亚茶占领着。正如德意志惧怕人口众多的帝俄一样，帝俄也何其不怕人口众多的东方帝国。帝俄必须与东方帝国拉开实力的“代差”，或者让东方帝国无暇北顾，才能保证帝俄远东的相对安宁。
这样一波又一波的瓜分狂潮却带来了民x主义的崛起，受迫于欧洲势力的威慑力，东方帝国的官员在民刑审判时不得不在现实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地向拥有治外法权的宗教人士和商人妥协；而能够真真感到受欧洲人因素干预的普通国民当然不会“友好”——某些教民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当然会选择信“威势更强大的神灵”，而不去拜土地庙——这就让本来持开放态度的人选择与十字教对抗，终于酿成了针对教民的各种屠x戮。
亚利静观其变，帝俄向所有在东方的公民发布了旅行禁令；借着这个借口，命令帝俄远东和中东铁路的所有士兵和进入战备状态。在帝俄的建议下，朝盛王国也开始从东方帝国的皇家港的租界内撤侨，并与帝俄一道开始动员边界上的朝盛新军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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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个19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们展望未来，20世纪将是一个让世界摆脱蒙昧，继往开来的世纪；我们的机遇和挑战都很多，我想借不列颠人狄更斯的话与诸位共勉——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正直下地狱——至少，请让我们满怀信心，沐浴在主的光辉下，不辜负主给我们的使命。”
亚利的新年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