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二世在玛利亚皇后的进行的大赦让很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某些异见分子也相继回到了帝俄；没有强烈的内部外部冲突让这些被赦免者进行的煽动无法转化为轰轰烈烈的x命并最终实现左派，激进左派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最终夙愿——将这个强有力的帝俄政府移除出历史舞台。
国内安全形势在好转，冬宫事件的余波在泛起最后的涟漪之后终于消失，帝俄警察和第三部相继调低了警戒水平。
皇室内部对皇帝新婚的不满声音逐渐减弱，并不是祝福的声音加强了，而是陷入了一片寂静，除了远在法国的尼古拉以外和因为各种桃色丑闻缠身的行政主管康斯坦丁两位大公外，其他人的暂时安静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而已。
这种宁静一直持续着，在冬宫举行的宫廷宴会上，即便俄皇感到了皇室和大臣们表达出的“合作不满”害怕变成实际的孤家寡人，在自己的新婚选择上，皇帝也没有妥协。
皇帝没有妥协并不是没有寻求过妥协方式，无论是正教会议还是皇室成员们，他们并非不支持皇帝结婚，却必须宣告婚姻无效然后再结婚——这也是他们的前提条件。可皇帝害怕有新的变数，拒绝了。
俄历新年刚过，俄皇又受了一次打击，他最心爱的爱尔兰猎犬米罗在经历了短暂的10年生命之后，病死了。
在几个最亲近的人相继去世之后，这个经历依然旺盛的62岁老人也感到了自己的无力和衰老。可正如某些鼓吹跟“跟命运抗争”的人那样，亚历山大二世变成了流血受伤的狮子，变得多疑而且神经质。
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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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利在周日会去阿尼奇科夫宫旁边的社区教堂做礼拜，和他很多贵族邻居在一起祈祷，然后会在礼拜仪式结束之后的闲话时间跟他的邻居们一块享受一些达格玛指挥育婴堂孤儿们做得教堂甜点并施舍一些善款，他的儿子有时会跟亚利一起做礼拜，还有一些时候会去跟其他孩子们组成的合唱团里唱圣歌。自从达格玛为他带来两个孩子之后，他就彻底进入了圣彼得堡的市民生活，而与皇帝的生活越来越远——在皇帝新婚之后，更是这样。
亚利在结束教堂活动之后，会去冬宫或者沙皇庄园度周末，所有在圣彼得堡的皇室成员们都会在冬宫等待皇帝归来之后的聚餐。
俄历1881年3月1日周日，宗教感并不如同亚利那般强烈的俄皇没有去圣彼得保罗教堂做礼拜，他按照他的习惯去了米哈伊尔洛夫斯基马术学院对禁卫军进行点名。
每当检阅禁卫军的时候，俄皇都能在其中感到力量，凭借这样的场景重新建立信心——在归程时，每当想到这样的基石被一群依然忠于他却反对他意愿的人所管理的时候，这样的信心就会立即消逝，重新变成一个意志消沉的老人。
毕竟，每周的点名仪式所产生的生杀大权的那份快感是谁都不愿意抛弃的，也确实能够产生片刻的欢娱。在米罗死后，他总是在周日去米哈伊尔洛夫斯基马术场去点名。
每周，皇帝和他的卫队都会从叶卡捷琳娜运河和黄桥经过，规律的日程既为守卫者提供方便又让潜在的暗杀者得知守卫者的漏洞给予了便利条件。
皇帝的这次卫队有5个骑马的哥萨克，两辆马车组成，而皇帝的车位于中间。两辆马车上是警察和宪兵司令。这样的防守强度在冬宫事件而太太平平的圣彼得堡地界来看已显得足够。
周日，在冬宫旁边，人数自然不会少，皇帝的卫队也不可能对每一个行人做盘查。一个年青人在周边突然加速，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了被手帕包裹的管状物体，扔到了印有皇室徽记的马车下面。
立即被引爆，扔出手帕的年青人也被强大的冲击力泡到了一边，两名哥萨克和皇帝马车车夫被炸伤，由曾经的法皇拿破仑三世赠送的防弹马车的车轴受损，而车体并未损坏。种种迹象表明在里面的皇帝安然无恙。
似乎是为了稳定行人对皇帝安危的关切一样，皇帝从车厢内爬出来，向周围的行人致意，说了一句，“感谢上帝，我没受伤。”
但接下来，另外一个操着波兰口音的年青人又冲了出来，向皇帝大喊道，“太早的感谢上帝了！”拿出了第二枚装在公文包内的炸弹扔到皇帝的身旁。
又一阵猛烈地爆x炸，所有行人都惊慌失措地向外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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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宫的亚利自然听到了远处爆炸的声音，他心中“咯噔”一声，立即能够看到烟尘的顶楼跑去，当他看到烟雾弥漫的东方，一股不祥的感觉占据了他的意识。
在圣彼得堡这样的人口稠密区是不可能有军火或者爆竹厂生存空间的，因而如果发生了爆炸只可能是列车锅炉爆炸或者恐x怖袭击，而冬宫事件之后的对象仅有可能是俄皇或者亚利之间的一个，既然自己好好地在冬宫，那就不可能是自己，而烟雾弥漫的地方正是亚历山大二世长走的河堤道。
15分钟之后，失去双腿进入昏迷的亚历山大二世被抬进了冬宫的书房中：他的双腿被炸断，肠子外翻，脸颊已经血肉模糊——亚利在俄土战争中见到过很多被帝俄榴弹炮炸得残缺不全的躯体，但床上躺着的，正是亚利这一世的至亲。
亚利不敢随便进行输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