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开战
刘继业的文章在《江苏》一刊发表，再次引起轰动！这篇‘论革命之必要’用生动的言辞、缜密的逻辑和事实的例子仔细解释为何必须要革命！
由于并未过深涉及到革命的主义，而是单纯就革命本身的正当性做出解释，因此并未像刘继业上一篇文章简单介绍国家社会主义那样具有争议性，而是很快便被广大的热血青年所接受并认同。愤怒青年也因此而不少留学生所熟知，据说后来此文还在上海苏报上转，军国民教育会会长蔡元培还提名称赞。
总之，通过此文，刘继业算是积累起了不少的威望，并终于能够借此进一步推广其个人政治主义了。
然而就在刘继业以为一切大好的时候……
梁启超回来了。
从美国游历返回日本的梁启超，在码头上得到了盛大的欢迎。蔡锷、蒋方震等弟子亲自跑到码头去迎接，刘继业亦在人群中，见识到了梁启超的强大号召力。
然而等到第二天晚上蔡锷和蒋方震从与梁启超的聚会回来后，刘继业却发现二人情绪明显不对，一问得知原来梁启超在美国参观考察后，最终得出了‘民主’不适应中国的想法，政治观点从革命转回至立宪。这样的转变让已脱化为坚定的革命者的弟子蔡锷和蒋方震痛苦万分；两人既不愿意抛弃革命的观点，另一方面也不愿意与老师决裂，陷入两难之中。
梁启超原本就在革命者，乃至所有留学生中拥有崇高威望；无数人便是读着梁生的书才知道‘民族主义’、‘共和民主’、‘中华民族’这些近代单词，受他启蒙。现在原本革命的导师却反而开始宣扬维新，这让所有革命者都大吃一惊。不少人，特别是无比崇敬梁启超的少年们也开始像蔡锷一般陷入纠结中。
相比起犹豫不决的蔡锷，蒋方震倒是难得表现出干脆的一面。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来试图说服蔡锷。
蔡锷虽口头称是，但接下来的时间一直心神不宁，连他最注重的仪表也邋遢了起来、常露出困惑和颓废的样子，让周围的好友们为之焦急。
随着报纸上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与革命派开始了论战，蔡锷的情绪也愈发低迷。眼见如此，刘继业不禁开始担心起青年会的未来……
既然决定用革命的方式来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那么就一定要做到最好；即让革命成功、同时也能确保自己的利益。
在他的计划中，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蔡锷一直是作为重要的人物存在。刘继业深知单凭他自己一人，在日本毫无身份背景，凭什么说动他人参加他的革命团体？难道就因为能够说些大道理，能够引用点新颖的观点和论据就能让他人俯首而拜？自问没有传说中王八之气的刘继业，在毫无根基的时候，只能暂时的借助他人的力量。
而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大名鼎鼎梁启超的弟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蔡锷，著名的理论家、实干家，才是当时留日学生，特别是军校生中真正的第一人。
虽然蔡锷最后在自己与蒋方震的怂恿下终于同意加入青军会，但是刘继业深知其本身的政治主张与自己并不尽相同……或者说蔡锷的性格实际上颇为沉稳，并非如绝大部分革命者那般激进、热血。况且蔡锷足智多谋，凡事都会自己思考、很有见地。虽然此刻被自己一时说服，但难未来不会因为其他情况发生改变。
果然，梁启超的转变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学生。
最近一段时间的心神不宁，似乎证明蔡锷并未下定决心做出选择，还在犹豫当中。刘继业不愿意被动等待结果，决定想尽办法向蔡锷施加影响，让他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不光是因为蔡锷是好友，更是因为刘继业在相处的那么长时间里已深知蔡锷的本事、加上蔡锷已是青军会的骨干，因此非常希望能够与蔡锷站在同一条战壕中。
1904年二月八日的一次同学聚会中，刘继业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他看准机会趁他人不注意将魂不守舍的蔡锷叫到了院子外面，他杵着拐杖站在蔡锷的面前关切道：“最近看松坡你心事重重的样子，若是我有能帮助的地方，请一定要说出来！”
蔡锷面容憔悴，听后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对刘继业的意图很清楚。
“这件事情百里也劝过我数次，只是……你们实在帮不了我。”
如此颓废的蔡锷，刘继业还是第一次见到。再这样下去他怕是要心灰意冷了！想到这里，刘继业狠了狠心决定摊牌道：“不就是革命与立宪之争嘛！我说松坡你怎么也落了下乘了！革命与立宪本质上都是以革新中国使之成为现代国家为目的，不过方法不同罢了。对于中国而言，革命、立宪之差别就是有无满洲皇帝。”
“梁先生乃是戊戌维新志士，光绪帝对康有为、先生等志士有恩，因此先生始终都对清廷无法真正痛恨，反而一直对光绪帝怀愧疚之心。因此先生心向立宪，也就可以理解了。”
刘继业说了一通，蔡锷却毫无反应只是长叹一声道：“文鹿所说我自知也……”
这样还不够？再加把火！
刘继业将声音抬高道：“梁先生曾受清廷重恩，因此其个人之恩仇便与民族之恩仇发生冲突；须知你我汉人皆为最下等之民，与满清有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想我先人，束发左衽，华夏之民，识大体、有气节，尊孔孟，知廉耻。再看今日被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