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煦采用从小到大的策略，开始着手于他的设想。
起初并不涉及整个王朝的规则道德，也不改变既有的权|力构成。他只是不想变成父皇朱棣的样子，给别人施加恐惧的同时，自己也长期处在恐惧之中、连自己的妃嫔也不敢随意亲近。
饶是如此，朱高煦刚刚干点不一样的事，便立刻收到了各种恐|吓的奏章。
一般敢恐吓皇帝的人，下场都很惨。不过只要加上“为你好”的动机，而且说得还有点道理的话，效果就不一样了。
比如翰林院解缙的奏章，便劝阻皇帝建立“武备院”。解缙的言辞非常可怕，说皇帝要重蹈唐末军阀割据的覆辙，国将不国；他为了朱高煦的皇位稳当，才不惜以死直谏。
解缙的理由是，如果让将士子弟聚集在一个地方就学，这些子弟成人后，便会进入各处军营充当武将，势必结党，祸及国家朝廷。而“贤淑堂”教养出来的小娘，识字又知礼，她们的母亲兄长会更容易选择门当户对的“武备堂”武将联姻，进一步结党抱团。
甚至于朱高煦召见心腹齐泰，问及这本奏章的见解；齐泰的反应也不太强烈，只说防微杜渐、并非坏事。
科举出身的文官也会结党，同乡、同年各种结交抱团；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各朝以来，曾经效忠某一个皇帝的“同僚”也会结党。不过官员们似乎有一个共识，文官结党的危害、远远比不上武将结党；因为武夫可能走向兵|变，或军|阀。
好在朱高煦也不是吓大的，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模式。
以目前的“武备院”看，可能后果没有文官们说得那么严重；至于将来会演变成甚么结果，现在的人们怎么管？
（将来国人会变成像清末旧照片里、那般麻木穷困的模样，又有谁预料到了？就照片里的模样，整个国家让各国鄙视侮|辱，好像也在情理之中。）
首先目前的文官品级普遍很低、但权力极大，武将集|团的权力已经被分割。其次军制中世袭军官，仍然是武将的主要来源，他们与学校出身的军官不是一路人。
所以朱高煦暂且没有理会文官们的反对。
官员上书直接提出不满，这只是轻微的手段；将来他们会怎么干、矛盾会不会升级，朱高煦不得而知。不过他独自评估其中的矛盾，认为暂时没有动摇文官们的核|心权力，大伙儿还不至于怎么样。
朱高煦身边还充斥着各种言论。妙锦感到很好奇，认为在历代帝王里，朱高煦似乎非常在乎底层军民。他不置可否，因为无从解释；他总不能说，因为他以前很多年都是底层，所以对百姓的诉求更加感同身受……
武德元年三月十五，朱高煦主持了殿试，这次称为己丑恩科。按照三年一次的会试和殿试制度，今年三月是正好的日子。
用以前的模式，让寒窗苦读的读书人、获得最高级别的功名，从而进入王朝权力圈子；考题都是文官们出的，以儒家理学、代圣人立言为标准。这才是大明王朝国家权力的主要来源，朱高煦遵照了习惯，得到了满朝文官、天下士子的认同。
齐泰、胡濙、夏元吉等参与了出题。朱高煦随便挑了一份策问题目，反正内核都是一个东西。
“朕承广大之业,抚鸿盛之运,临御以来,夙夜惕励,博求至道,以弘治化。而谭者类曰: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又曰:礼乐为国之根本,刑政为国之辅助,稽之于古,伯夷典礼,后夔典乐,见于《书》者尚矣。至于三代损益,缘人情而制礼,谐五音以成乐,至周大备……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文采还是不错的，引用了很多典故，幸好有官僚帮忙，否则朱高煦写不出这种文章。他还记得“以前的朱高煦”读过的书、字也写得很好，但要在饱读经书们的贡士们面前写文章，很容易贻笑大方。
里面的“礼乐才是根本，刑政只是辅助”言论，如果朱高煦写的话提也不会提。只不过其它几份策问题目，都差不多。
今年的会试，礼部选了八十四个贡士，所有的人就等着殿试之后，升级为进士，按规矩不会有人被淘汰。
朱高煦亲自批阅文章，他要读八十四篇全是典故的文言文，有时候他自己也读得一头雾水，因为忘掉一些生僻用典之后、就搞不清楚文章想表达的意思。
不过也无所谓，他们之间细微的文采和思想区别、朱高煦并不在乎。
所以朱高煦随便挑了几份字写得好、且纸面工整的文章作者，作为第一甲，选了一个叫萧时中的“书法家”为状元。至于第二甲、第三甲的排列，就全凭大伙儿的运气了。
这种一念之间掌握他人命运的感觉，朱高煦不得不承认，还是很爽的。
然而，其中还是有一份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原因很简单，他从文人中看到了不同的声音。这个人的名字叫刘鸣。
朱高煦对刘鸣的文章内容，并不完全认同，但他瞧出了这个人的言辞与众不同。刘鸣其中有一段，意思是说每个人对圣人典籍、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并且只是探索“明道”的参考；这种言论，不可能是理学的观念。
朱高煦首先想到了一句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接着他就联想到了心学（陆九渊：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有类似的说法。虽然写这种文言文、朱高煦完全比不上士人，但他在大明朝读了很多书，涉猎的典籍虽不能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