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与直省孰优的争论，是大明再兴之后始终挥之不去的议题，也是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
在大明再兴后的头几十年，朝廷对于藩国的态度是消极的，几乎所有大臣都认为不应该设置藩国，要尽可能采用直辖省。
这就是古代王朝的“削藩”、“强干弱枝”的思想的延续。
当时的藩王是希望保留藩国的，在地方上当土皇帝，不比去京城当个空头王爷舒坦多了？
这也是古代藩王的典型心态，至于当时的民众，小农们哪儿时间关心这个。
由于各种各样的现实原因，主要是遥远地方的统治成本过高，藩属国最终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但是到了最近的几十年，情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明帝国逐步完成了基本的工业化，从传统封建王朝转型成了半现的工业国家。
通讯和交通效率大幅度的上升，整个帝国各部分之间的隔阂被打破，相互之间的联络越来越紧密。
民众的教育程度也上来了，会思考和追求更好的生活的人，在整个社会中越来越多了。
最重要的是，近代资本利益集团真正成型了，已经开始干涉和影响政治了。
同时，大明帝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最富裕、最文明的国家，对全世界都有着极高的吸引力，藩属国更是首当其冲。
大明藩属国的权贵、新兴的资本精英、甚至普通的民众，都希望能够撤藩设省，能够真正成为大明天朝的一员。
那藩属国为什么又要闹独立？
因为朝廷始终拒绝撤藩设省，几乎所有大臣都反对撤藩设省，藩国始终都看不到希望。
大明朝廷为什么不允许藩国变成省份？
归根结底是利益分割的问题，根源还是世祖皇帝的仁武新制。
按照仁武新制，大明帝国范围内的居民，被从上到下的分成了八个等级。
帝国公民、帝国国民、藩国公民、藩国国民、帝国居留权、藩国居留权、帝国奴仆、藩国奴仆。
只有最高级的帝国公民，在整个帝国境内拥有完整的政治权力。
可以投资、经商、参政、参军，可以从事任何合法行业的工作，与现代国家公民类似。
次一级的帝国国民，权利就明显受限了。
不能在帝国本土参政、参军，也不允许跨地区投资经营、不允许参与金融性投资、不允许买卖流通性股票。
而藩国公民，只是在本藩国内部，拥有完整的政治权利。
藩国公民到了帝国本土，权利等同于帝国国民，且凡事帝国国民优先，其他级别依次类推。
与此同时，帝国居民到了藩国范围内，权利等级却要默认提升一级。
帝国国民到了藩国境内，就直接拥有公民权力了，帝国公民更是不用说，凡事都有更高优先权。
这就导致，帝国公民在藩国内畅通无阻。
可以经营和从事任何行业，可以直接考取任何功名，可以担任任何军政官职。
但是藩国公民在帝国本土却处处受限。
不但不能参军，也不能当哪怕最小的官，关键是连投资范围和额度都受限制。
结果就是，帝国公民单方面挤占藩国的军政职位，帝国资本单方面挤压藩国资本的生存空间。
这就是典型的殖民地式的政治和经济双重压迫。
在藩国精英群体规模小的时候，在藩国资本力量薄弱的时候，这些压迫的影响还不明显。
但当藩国精英群体规模持续增长，藩国资本力量成为藩国政坛主要力量后，就必然滋生分离主义了。
当帝国在战场上陷入被动的时候，西夷势力对他们略微施压和引诱，大部分藩国都出现了所谓的自立倾向。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不能从帝国本土获利，那就不如干脆独立。
独立后把帝国人从藩国驱逐出去，把帝国人占据的那些利益拿回来，这样自己至少可以多分一些。
而撤藩设省的政策，所包含的最为关键的改变，是将藩国公民升级为帝国公民。
这样的结果是，帝国本土那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就向藩国资本完全开放了。
帝国本土那大量的军政岗位，也向藩国的精英群体开放了。
帝国本土那海量的工作岗位，也向藩国的普通民众开放了。
再加上帝国本身存在的文化向心力，撤藩设省就成了藩国上下所有阶层和群体共同的理想。
一旦政策落实，大部分藩国应该都会迅速改变立场，重新站在帝国一边。
但是，撤藩设省却会损害帝国本土资本、帝国本土精英、帝国本土民众的利益。
藩国资本要过来争夺市场，藩国精英要过来争夺军政岗位，藩国民众要过来争夺工作岗位。
所以这个政策也受到了帝国本土上下的一致反对。
这也是改藩置省酝酿了几十年，却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的主要原因。
帝国各个阶层都不接受撤藩置省，归根结底是不希望在撤藩置省的同时，放藩国资本和人进来跟自己竞争。
这其中甚至包括掌握皇室财团的宗室集团。
所以单纯的考虑个人利益的话，现场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不会支持朱靖垣撤藩设省的建议。
朱靖垣实际上是明白这一点的，但是还是直接说了出来，然后就陷入了理所当然的围攻之中。
王公大臣们连珠炮式的进攻，没有经验的朱靖垣根本招架不过来，实际上也不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