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走到院子门口，就听见机器的轰鸣声。这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对，一定就是这家。”我我就走了进去（他家的院子没有院门）。只见一个瘦脸男子正在往机器里面倒花生壳子呢。
我不知怎么觉得他跟我在驻马店砖窑厂干活时的那个王福海长得很像。我在想，如果让他俩站在一起，我可能会分辨不出谁是谁。但这种想法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不乏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会突然觉得谁跟谁特别像，一旦他们走到了一起，往往会差一大截儿。
我之所以说王福海与我在新乡xx镇xx村的这个打花生壳子的人有点像是因为他们都长着一张“老丫鬟脸’。如果看过戏的人都知道，那戏中的老丫鬟往往是丑角。
她通常会打个诨卖个科，自我贬低，然后惹人发笑。他们通常头上竖着发髻或戴着帽子，左手右手各拿一个手巾，走起路来摇摇晃晃。
在戏上他们通常长着瘦瘦的瓜子脸，涂上灰灰的粉，看上去很老气。总之，王福海和这位打花生壳子的“老板”长得差不多就是这副模样儿。
我先望着这位“老板”笑了笑，然后走到他身边。我提高嗓门问他：“这里是不是xxx家？”他反过来问我：“你找他有什么事？”我又大声说：“我找他帮忙。”
那老板一听就把机器关了起来。那机器关掉后，不知怎么周围的一切显得格外安静。然后，那老板就顺手拿了一张椅子让我坐下来。他又给自己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接着跟我说：“我就是xxx，不知道能帮上你什么忙？”
“我看他对人挺亲热，就把自己如何从家里来到这里的婚介所，然后又如何被骗等经历全部向他说了一遍。但是，关于那个矮个子好心人那一节我略去了没有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说，反正只感觉说了不太好，就没说。
那老板一听接着我的话说道：“我这里实际上不缺人手，既然你那么困难，就留下来帮我粉碎花生壳子，一天五块钱。
你能把被骗的钱要来更好，万一要不来，你就在这里挣够车费了也可以回家嘛。你老是在外面可不是办法，一家人会担心的。”
就这样，我就在这位老板家里呆了下来。每天的工作就是将一麻袋一麻袋的花生壳子往粉碎机里倒。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干活，只见一个白白胖胖高高大大的女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她大约有三十出头年纪，看样子真相一个刚出锅的馒头。她刚一进来，那位老板就把机器停了下来。那胖女人问他我是谁，他就为她介绍了一番。
那人点点头，就去厨房里为我俩做饭吃。她这个样子，我还以为是她是老板娘呢。但是，我误会了。xxx显然怕我误会，就向我解释道，这是他生意伙伴yyy的媳妇。
yyy是他的合伙人，他在饲料厂有熟人，管碎花生壳子的销路，而我这位老板则管投资，生产，赚了钱两家平分。也就是说，机器和车是xxx买的，而xxx的搭档yyy只管往饲料厂销售碎花生壳子。
为了怕双方起疑心，他们就安排xxx和yyy的老婆管生产，而yyy和xxx的老婆负责将花生壳子送到饲料厂。他这样一解释，我才知道他们两家的生意是怎么做的。
又过了几天，我还见到了xxx的老婆和yyy，那xxx的老婆和他一样长着一张瘦脸，而且也和他一样苗条，而yyy比他老婆略低一些，长得也较胖，也是一个大圆脸。他们这两对可谓是瘦配瘦，胖配胖。也算是毛对色对。
我在xxx家一呆就是十几天。有一天，我忽然想起去派出所要钱的事，就向他告了假，又来到xx乡派出所打听我被骗的钱的情况。
那派出所还是老样子，只是韦军深和那名女孩已不见踪影。那瘦警察不在，胖警察却在。我就向他询问了韦军深的情况。他告诉我说，韦军深还不起大家的钱，已经被判刑了。
这些话哄得了别人却哄不了我。为啥？我学过法律常识。如果韦军深犯了法，需要原告先提出诉讼。谁是原告？我是原告。可是，这件事我却连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这他让我想到这里面有猫腻。
但是，我的这种想法只能算是猜测，自己有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如果瞎说，说不定会吃嘴上亏。想了想，我也就不说了。
可是，那韦军深还不起钱这件事却一下子把我打入了谷底。也就是说，我那一千块钱真的泡汤了。那么，我学厨师的愿望也就没办法实现了。
这都是其次，关键是，我怎么好意思回家？就算我回家了，该怎么向父母交代？我向父母说实话，我被婚介所骗了，不知道父母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我想假若我当时决定向父母说实话，也许父母就原谅了我。这件事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哪个年轻人没有受过一点挫折呢？再说，为这件事我本人也吃了不少苦。父母知道后，可能不会心疼那些钱，相反会心疼我本人呢。
但我生下来就是个不孝的儿子。我当时的决定竟然是骗父母。我想我必须扯一个弥天大谎。虽然我知道这样做有些坏良心，但是我又想，假若我学成了厨师，再把事情真相告诉父母，
他们见我有了成就，很有可能在欣喜之余原谅我的过错，说不定会大大夸奖我一番呢。
读者朋友知道我想出了一个什么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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