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返回驻地的路上，出一点小洋相。
有些少数民族学员，由于从小赤脚走路，脚板宽，没穿过这么窄、这么硬的皮鞋（高邦翻毛皮鞋），检阅行走时由于用力过大，双脚都磨破了，打起了血泡，返回时，干脆手拎皮鞋，赤着脚，一拐一拐地行走，让队长看到了，被熊了几句，叫他们马上穿上鞋子。
我这个读书人，足也不争气，血泡已磨破，袜子也染上了“花纹”，虽没脱鞋，但也一拐一拐的，像打了败仗回来。队长虽然批评有的同志在大街上赤脚行走不雅观，但还是夸奖大家有“种”，在检阅台上没有给中队丢脸。
我们中队长张文义，山省长治人。在改造起义部队时我就与他相识，到步校有缘又在一块。他是一位“三八式”干部，打仗非常勇敢、凶猛，参加过大小几十次战斗，身上却没负过几次伤，是屡次得奖的英雄。他的特长是投弹，这技术在兵团屈指可数，他的绝活是：投得远、掷得准。
1950年春城市举行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会，他临时参加投弹，一甩就是80多米，取得第一名。据他说，在战场上他主要是多带手*弹，在远处就能把敌人的碉堡、机枪炸毁，为部队前进扫除障碍，每个连队都争着要他。
他待人诚恳，不务虚，办事认真，大事不糊涂，别看他大字不识几个，可脑子非常灵敏，行军、打仗，有胆有识，经验丰富。平时没事喜欢与人聊历史名人、说说笑话，没点架子，也不摆自己的光荣历史。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按他的资历，早应是团师级了。
他有些暴躁脾气，他说，他过去脾气一来，像张飞一样任意打人，为此还受过处分。对知识分子很尊重，从没发过我们的火。有时我们问他：你的老婆呢？他诙谐地说：还没出世呢。每次下军棋，他不让人悔棋，可他输了你就得让他悔棋，否则就骂：“烂汤货”。
他不喝酒，但喜欢吸烟，那时候是上面发的“团结”牌香烟（比现在的金圣好多了），烟不够，他就当“伸手牌”。假装严肃、板着脸说：“小伙子，把‘胜利品’交出来吧。”在场的人都笑了，于是把烟拿给他。我不吸烟，每次发的烟都给他，他张开满口的大黄牙：“这小子爽快！”有时没烟了他就向杜政委要高级烟，政委有求必应，要多了张队长也不好意思。
那时他已四十多岁了。他把队部的小文书陈振华当作儿子看待，如果他早结婚可能儿子比陈振华还大哩。我们说：赶快找一个吧。他说：等社会主义建成了，讨个老婆享晚年福——好暖脚。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跟他一起学习、工作，受益匪浅，特别是学到了对革命的忠诚。
在学院除学习政治理论外，重点学习军事理论。学习中国的、外国的军事家理论思想，学习现代战争战略战术，学习单兵作战战术，学习班、排、连作战战术等等。对语文文化程度低的学员，学习有困难，还得补习文化科学知识。学校要求，排、连级干部文化成绩都得过关，要不然怎么去学伟大的军事经典。学院要求文化高的学员帮助文化低的学员，我文化算是高的了，要包教两个同学的文化。
一个是邢友学，贫苦出身，一个是少数民族，农奴出身，名叫王连成，他们都是战斗英雄。邢友学识得一些字，心算能力强，王连成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是在边纵时学的。邢友学二十四岁，学习不太吃苦，记忆力差，学习中有时不懂装懂，偶尔还表露出一点骄气。
我从易到难每天教他们五个字，以后加到十个。为了加强记忆，增加形象感，我把生字贴（挂）在实物上。如“饭碗”，就贴在碗上，“步枪”就贴在枪上。“起床”就画起床动作，“跑步”、“立正”……都画一张张的图片并贴出来，这样做似乎太原始，但在当时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教学，效果还是很好，大大突破我的预想。
一个月下来果然学会了几百个字。对王连成我也格外关心，不时给他加码，让他多读、多写、多练，当时买不到现成的拼音、看图识字等挂图，只得自己动手，制作卡片，尽量教得生动形象。后来由词、词组到句子，到写一段话，逐渐加大难度。
因为白天有紧张的军事学习和训练、晚上有讨论、有民主生活会，所以教识字都是用空闲时间。他俩也很吃苦，一点时间也不浪费。我也想了许多办法，为他们装订了一个小本子，半页是文字，半页是空白，空白留做他们写字造句之用。半年之后，他们都能读报纸、写信了，文盲的帽子离他们远去。我们由此成为亲密战友。我包教包学的做法受到上级的表扬。
王连成在学院读了一年后被航校录取，成为一名飞行员，毕业后，分在陕西武功县某空军基地。我们一直通信不断，他还给我寄来了一张身穿飞行服的全身照片，他已是一位魁梧英俊的小伙子了！60年代初，我们从此失去联系，只留下那张照片作永恒的纪念。
我原来身体消瘦，进学院以后，由于生活好又有规律，加强了体育锻炼，身体强健起来。我天不亮就在大操场上跑上几圈，那些单杠、双杠、木马、浪桥、跳高、跳远等我都去练。等到吹号起床时，我的功课就结束了，再同大家一起出操、学习。经过一年多的锻炼，身高169厘米的我，体重由90斤增加到一百二十多斤，体力、耐力也增强，从此有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