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之前大彪班长和隔壁班班长是被导员叫了去，几乎是所有的班长都被叫去开了会。而开会的目的也是为了咱学院的其中一位班长。这位班长是广告专业的，和我们同级，之前在学生会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共事，后来也常常来我们寝室串寝，久而久之大家也就相熟了。大彪班长告诉我们这位广告的班长罹患了食道癌，已经休学住院了。学院本着同学之间友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了献爱心捐款，并号召各个班级能够踊跃参加，希望能够让这位广告的班长能在大家的鼓励下与病魔积极抗争，直至痊愈。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也有一位同学患了癌症，自从学校方面知道她的病情后每天都会在校园广播里报道她与病魔抗争的故事，并教育我们要向她学习那种乐观自信的心态。毕竟不是自己班上的同学，从来没见过面，而且当时我的年级也还小，根本没法理解“癌”这个字的可怕之处，只觉着就和当初自己食物中毒一样在医院躺些日子就好了，甚至还有点嫉妒那位同学，可以不需要为作业和考试烦恼。而且就因为她的专题报道，导致学校的午间广播暂时取消了讲笑话、放欢快校园歌曲的环节，让我们的午休时间只能在走廊上组队打群架、玩拍拍手游戏……之后，学校也同样为她组织了全体师生捐款献爱心，到现在我对那天捐款的印象还很深刻。
那是一个午后，学校特意抽出一节课的时间。教学楼前面的小广场上放着一个手工制作的捐款箱，校长和其他校领导都站在捐款箱的两侧。各个班级的学生都在各自教室门前排好队，然后按照次序前往小广场。那时候大家手里的零花钱也就一两块，这都已经算是富裕的了，所以捐的钱都是回家问父母要的。当时也没有微信，就连手机都还没普及，家长们也没法相互联系，猜不准这捐款的“统一标准”，又怕孩子到时候乱花，只能按照自家的状况稍微给一些，甚至不给。所以到最后捐款的时候，有一两块的，有五块十块，少数“土豪”还把整张的大团结和红色毛爷爷掏了出来，让当时部分薪水少得可怜的老师都有些不好意思。整个捐款过程井然有序，虽然学校里加起来有近千人，但都很安静。大家好像是都统一得到了不能开口说话的指令一般，就那么地安静地排着队，安静地捐款，安静地聆听校长的讲话。在当时的老师们看来，每一个学生都是听话懂事的好孩子。
可是，当这捐款仪式后我们便认为一切都算是结束了。第二天我们便原形毕露，继续没心没肺地在走廊里打群架、玩拍拍手游戏，甚至还形成了“四大天王”、“四大金刚”、“十八罗汉”等“江湖称号”，拍拍手游戏也早已经从“你拍一我拍一”、“海里的美人鱼海里彩”等女生化游戏演变成各种“波动拳”、“激光枪”、“镭射光线”等等各式各样的“拍手升级游戏”，感觉要比现在的各种剧本杀、桌游好玩多了。“一年级的小偷二年级的贼，三年级的美女没人追，四年级的帅哥排成队……”这些不知道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童谣也开始传唱开了。一片欢声笑语的校园很难让人想象这里之前一天是多么的庄严肃立，这群眼神里透露着由衷快乐的孩子之前一天是多么的心情沉重。不久之后，学校广播也开始间歇性的播放娱乐节目。
过了些日子，班主任告诉我们那位同学为了防止癌细胞的扩散截了肢，只剩一条腿的她依旧乐观开朗，而我们也觉得她会慢慢地好起来。我脑子中还在幻想着到时候这位同学拄着拐杖在师生们簇拥下回学校的样子，内心也开始对这位同学产生敬佩之情。但最后，班主任还是给我们带来了最坏的消息。
这是第一次癌症离我这么近，以前都只在电视剧里看到过。后来随着年龄的成长，身边的案例也渐渐多了起来，甚至是我的小姑、爷爷等亲属也相继因此病而离世。在亲人们身边耳濡目染，对于癌症的知识也了解得越来越多。据说是发病部位不是全身性的，发现得早还是有希望的。但其可怕的致命性让我也产生了些许敬畏之心，不过仅仅只是些许而已，对于平时不良的生活习惯丝毫没有任何的影响。
因为曾经同在学生会工作，大家关系好，所以大彪班长、老赵和我就多捐了些，eric和林爷跟广告班长不熟，基本没什么交集，但毕竟同学一场，也尽了一份心意。至于刘总，因为他经常不在寝室，所以信息有些滞后，最后还是由大彪班长帮他表达了心意。所有的捐款工作都在一天之内完成，除了广告专业以外，其他各个班级的情况基本跟我们寝室都差不多。最后由我们年级九位班长组成的慰问小队代表全年级拿着所募集的款项前去看望这位曾经的战友。出发前大彪班长曾问过我是否也要去，我没有做出明确的回应，首先我怕自己到时候不知道说些什么，其次林爷和老赵也觉得那种环境下人多了反而不太好。
这个冬天似乎特别的冷。
大彪班长回来后向我们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广告班长的病情，据说是不太乐观。因为是在食道，所以只能吃流食，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以前胖乎乎的样子，脸上的颧骨都已经很明显。若非老师和家长的指引，其他人根本就认不出来。按照大彪班长的描述，我们都明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但人嘛，总是期望美好的事情，即使只有一丝的希望，也会抓住不放。
住院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