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瑞前脚到家，女儿王媛媛后脚进门。
王媛媛面色苍白，满头满脸的汗水，额前的鬓发被汗水粘贴在半边脸庞上，上身的真丝小褂也一片片湿透了，累得只有喘气的份儿。可是，她很高兴，一进门，见着王大瑞就喊着“爸爸”，扑了过来。
王大瑞扶着瘦弱病态的女儿，心疼得要命，连声埋怨：“媛媛，你咋这么不听话？医生叫你不要出去，不要出去，你咋还是出去了？你不要命了么？！”
王媛媛兴奋地说：“爸爸，今天我是非出去不行哩！我到我们碾米厂去了，去为我们厂的命运投下**的一票。我们那个下了台的老厂长伙着几个人四处告状，告大贵哥，一直告到市委、市**。今天市粮食局来了个副局长，是老厂长的后台，主持全厂一百四十二名干部和工人开会，要对大贵哥这个新厂长进行民意测验。爸，你说我能不去投大贵哥一票么？我一听说就去了。加上我这一票，大贵哥正好得了九十五票，刚刚超过三分之二。没有我这一票，大贵哥是九十四票，就没有超过三分之二。副局长有言在先，若大贵哥的信任票不超过三分之二，局里就要考虑对厂里这个班子作调整。”
王大瑞知道女儿对自己年轻厂长田大贵的那一份深情，强忍着心中的痛楚，作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说：“好，好，你这一票很关键。我们报社评职称，评委会投票时，有的人就差一票没被评上国家记者职称。”
父女俩挤在厨房弄晚饭时，女儿又说：“一宣布投票结果，大贵哥可高兴了，厂里的姑娘、小伙子们也当场欢呼起来。还唱起了歌，‘咱们工人有力量，嘿，每天每日工作忙’。只有老厂长和那个副局长挂着脸。听说市里深化改革的文件已下来了，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都要搬走，谁有真本事谁上，我们这个小厂子看来也有希望了。”
王大瑞一边洗着菜，一边想：女儿一颗心都在田大贵身上了，根本不清楚这种改革对她意味着什么。是的，田大贵这小伙子很能干，碾米厂在他手里可能会有起色，可对女儿来说，却并没有多少实际好处。女儿工作不到两年就得了白血病，现在已病休了一年多，能保住每月一百块的生活费和一点可怜的医药费就不错了。
于是，他便叹口气说：“媛媛，大贵当厂长是好事，可你要记住，这与你关系并不太大，你主要还是养病，不要对大贵和厂里抱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女儿很懂事地点点头：“我知道，厂里很难，大贵也很难。深化改革对我这个治不好的病人来说，可能一点好处也没有，可它对我们厂肯定有好处。我相信，大贵哥他们会靠这些改革措施在平川创造出奇迹来！也许到那时……到那时，我们的日子也、也会好过些，再也不用爸爸您四处拉赞助，为我筹集医药费了。想到爸爸您身为党报记者，为拉点赞助四处求人，我心里就难过得想哭。我就想，如果我的病能好，如果还有下一辈子，我就守在爸爸您身边，伺候爸爸一辈子。”
王大瑞心里一酸，禁不住落下了两行热泪。
为怕女儿看见，王大瑞忙用衣襟揩了揩脸。
王媛媛点着煤气炉，开始炒菜时，王大瑞才缓过点情绪，故作轻松地说：“媛媛，你是不知道你老爸哩。其实呀，你老爸拉赞助挺容易的。你老爸是国家职称记者，又是党报工业口记者，认识这么多厂长、经理，到哪儿开开口不能要个三万、两万呀？今天我随便走走，就要了两万五，咱能提两千五，加上报社同事们捐的钱，下月的医疗费不就够了？！”
王媛媛说：“下月不一定去了，我觉得还好。”
王大瑞生气了，说：“胡说！你比医生高明？叫你去你就去，别啰嗦。”
王媛媛哭着说道：“爸，您别瞒我了，谁不知道现在经济滑坡？咱市哪有多少效益好的企业呀？您那赞助好拉么？您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些厂长、经理们都叫您王大吹，骨子里都看不起您呀！所以，爸，能省一点，咱还是省一点吧。既是绝症，咱就认吧！我不能把您的身体和名誉都拖垮掉。”
王大瑞把两只颤抖的手搭在女儿肩上，沉痛地说：“媛媛，我的好女儿，你既知道爸爸这么难，就得好好治病，好好活下去。”
这话题太沉重，父女二人后来都不谈了。
吃饭时，女儿又谈起了田大贵和田大贵身边那几个年轻朋友。
女儿带着陶醉的神情说：“爸，您不知道大贵哥他们对我有多好，和他们在一起时，我就把自己的病全忘光了，一起笑啊，唱啊……”
说着，便唱了起来：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么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哦，在梦里，梦里见过你。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有人鼓起了掌，掌声很响。
含泪沉浸在女儿动人歌声中的王大瑞这才发现，原本虚掩着的门被推开了，碾米厂厂长田大贵，带着他两个年轻同伴走了进来，三人都在鼓掌。
女儿不唱了，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忙招呼客人们在屋里唯一的一张沙发上坐下。
王大瑞只认识田大贵，先还以为另外两个年轻人是碾米厂的年轻工人，听女儿介绍才知道，那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个是厂总支副书记，一个是副厂长。
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