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还没结。现时，全看那些做证人的态度。”儿子说，“做证人要是一口咬定说没那回事，俺姨父就没有啥事了，做证人要是不……”他不说那种可以预料的糟糕结局了。
“法庭怎样问你俩？你俩怎样应答的？”吴玉山忙问。
“他法庭甭想从俺俩嘴里掏走一个有用的字！”厂长瞪起眼，轻轻地拍一巴掌桌子，“在郑局长没出事之前，公安局来人寻我，我一口就回绝了，没有！咱没给郑局长一分钱的东西！而今还是这话，没有！挑断牙筋还是没有！”
人怎样说假话？怎样把假话当真话说？就像水泥预制品厂厂长这样说。吴玉山瞧着厂长嘴硬牙硬的神气，虽然他替自己的亲戚包揽祸端，而心里却有点害怕，自己的儿子和这样的人共事，似乎潜伏着某种危险，然而他此刻还顾及不到这些。
“老叔哇！我跟你见头一面，就看出你是个实在人，讲信用。”厂长说，“我在俺村活了三十多岁，俺爸只教给我俩字的活人原则——‘义气’。不讲义气的人，那就算不得人！郑局长给咱支援了钢材，咱的厂子才发展了，这是实情，我不昧良心的。咱的厂子办起来，买不下钢材，生产停顿了，工人工资开不出去，我急得想跳井！亏得你给我介绍认识了郑局长，才起死回生了！咱而今挣了钱，不瞒你说，今年真的挣下钱了，咱心里过意不去，给郑局长送一点东西，全是报恩哩！全是心甘情愿呀！现时，郑局长受难，咱挣下那些钱，也觉得寡味哩！要是放在那些小人身上，他才不管哩！只要自个儿日子过得舒坦！唉……谁要俺爸自小就教我讲义气哩……”
吴玉山老汉连连点头，这些话正投他的脾性。他一生老好，从不和人胡说八道，讲道理，重义气，最瞧不起那些红口白牙耍赖的小人。他在认识厂长至今的一二年时间里，对这个人印象说不上坏，总觉得和自己是两路人，说好听些，他是老式庄稼人，厂长是新式庄稼人，距离甚远。现在，他发现了这个厂长和自己相通的一点：“义气”，觉得一下子可以通话了，接近了。
“厂长真是一条好汉！”儿子附和说，“人家法院人单独跟俺俩谈话，说厂长的贿赂行为，腐蚀了公家干部，把一些老干部都拉下水了。他不怕，比法院的人还口气硬，谁腐蚀谁来？公家允许农民办工厂，咱农民感激不尽**的好政策！可只号召办厂，不给材料，咋能办好？郑局长响应党的号召，扶持农民致富，分给咱一点钢材，咱的厂子才活了！咱心里过不去，给郑局长送点儿点心、烧酒，这是真的！再说啥‘彩电’啦，票子啦我敢拿头打赌！一下子把法院的人堵住了！”
厂长听着，很神气地吐着烟圈。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郑局长的案子，关键有两宗事，一宗是南郊大塔区建筑公司的麻达，一宗是城里一家街道工厂的麻达。”厂长说，“俺俩跟姨姨商量好了，城里街道工厂的麻达，由她去找人解决。大塔建筑公司的麻达，我去通融。这两个疙瘩，只要能私下‘消化’掉了，郑局长就没一点儿事了，日后出来还是局长！万一不行，‘消化’掉一个，问题就缩小到一万以内了，也就没太大的事咧！”
吴玉山此刻才醒悟了，自己完全是个废物，大笨蛋一个。大家都在积极地替挑担“消积化食”，拯救受难的人，自己却只会蹲在猪圈边上流眼泪，真是透顶的没出息！他现在明白了大体局势：公家要把建国打入牢狱，而许多人正在想法把他救出来，都在紧张地秘密地斗着心眼儿。想到要把建国打入大牢的人，他感到害怕，他自小就对法院有一种畏惧心理；想到厂长和娃他姨这一帮要拯救建国的人，他觉得他们厉害；而想到自己，不仅觉得自己无能无用，实实在在也是摸不着头绪，寻不见眼隙。他一时难得判断出来，究竟谁能斗过谁？
“法院还要找你哩！”儿子说，“这是让我捎回来的传票。”
吴玉山心一抖，瞅着儿子手里那张印着几行字的纸页，竟不敢伸出去接。年近六十，他一生没动过诉讼之事，而今要接受法院的传禀了！
“你啥也甭说。”儿子说，“只说不知道。”
“装糊涂。”厂长说，“你说你是个笨庄稼人，啥也不晓，任他问啥，都说不知道，叫他们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