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莱和小吴走出校园，进入新的岗位。一切对她俩都是陌生的。办公室的人际交往，不没有传说中的复杂。带头的是副院长，领导的儿子——从小就在国外过活，一身迷彩服，但话音还是地道的京腔。
小莱和小吴都特别喜欢这位领导，给人一副文雅的气质。说话喜欢较真，她俩几乎每天都能听上一段关于历史文化的背景小故事，得益于这位海派清口的传授。有时候副院长讲到激动处，理事都会从这屋窜到那屋，来一场辩论，双方都会因为某一个情节争得耳红面赤。
这时候，小莱和小吴都会岔开话题。然而，双方都不服输。理事刚回到座位，又听到副院再讲某个熟悉的故事，都会过来插科打诨。有时候，感觉他俩都是相声演员，经常由单口相声演变成双簧。
办公室里，这样的情况每天都要上演。这可能有利于调节办公室的氛围，缓解工作压力。然而时间久了，并没有达到好的效果。反而让小莱和小吴都感觉到这里很无聊，没有真正学得一技之长，消耗了时光。
领导们都是热心肠的人，你问什么，他们都会耐心地给予回答。大家有时候很好奇，会问他们最关心的话题。那些已经康复过的患者，他们的家庭怎么样了？他们还能找到工作吗？好多家庭条件一般的，没钱治疗，医院会接收吗？
其实，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是目前最急迫的事情。小莱和小吴有时候会问到这样的问题，领导们表示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因为这类疾病，好多用人单位都不接收，医院为此帮部分已康复但家庭条件贫困的患者安排在食堂帮衬。
这也许是医院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社会能够为这类人群落实实实在在的帮扶还需要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需要得到更多的人和群体组织支持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这个特殊群体急切需要得到社会的关爱，他们正处在崩溃与无助的边缘，迫切需要得到社会和官方的认可和救助。
其实医院并不能与监狱相提并论，但这家康复中心是一家特殊的医疗机构。因此，病人们并不是有很多自由时间的。只有下午两点是放风的时间，患者可以到医院指定地点自由活动。
小莱和小吴每天都会遇到这帮人，不是在门诊楼送药的时候，就是去厕所的时候。他们不是在锻炼身体，就是坐在一起聊天。大家都已经认识她俩了，经常会冲她俩喊，护士姐。
她俩已经习惯这样的相处方式。但是尽管他们在医院里这样的环境下才能表现的自由自在。但是，也有康复出院了的患者，有时候可能适应不了医院外面的生活，他们总是自己偷偷跑回来。也许，他们早已把这里当作了心灵救赎的家园。
这个社会需要救赎的人们太多了，但这种救赎的代价太大了，好多家庭都无力承担。人们应该实在自我救赎，而不是单纯依靠外在的力量，即使外界因素起主导地位，但还是需要人们自身去发挥作用。
对她俩最关心的理事，其实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他的母亲也是一位患者，理事为了照顾好母亲，年轻的时候因为经济拮据，才看来到这所康复中心，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好多年，然而当初他对院长的承诺依然在兑现。
小莱和小吴就亲眼遇到几个病情复发者。他们自己趴在医院大门外大声喊着自己的“夫君”，其实这对他们的主治医师来说特别难为情，患者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只能寄情为他们诊治的医务人员。
有一次，小莱在药房拿药，忽然就听见大门外一个女人在大声叫喊着“夫君，夫君”，双手摇着铁栏，使劲儿的愰着。小莱，还有医护人员都往那里跑去。
“夫君救我，有人要打我。”女人看到医生来了，突然小心翼翼地告诉对方她正面临着一场“迫近的危险”。医生会告诉她“没事的，有我在”。
这时，小莱才明白过来，原来是患者又发作了。她们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言行，只能“假想自己受伤害”，这其实是最令他们害怕和不安的。在他们意识里，他们家人成为威胁自己的一股邪恶力量，迫使他们再次病情加重。
小莱目睹了整个过程，心里悲伤极了。她在想“是什么原因导致她再次发作呢？”“那个患者自己一个人来到医院，寻找她的“夫君”来救她，她的爱人和亲人呢？她一定受到了什么致命的刺激才会寻求安慰和救助吧。”
生命诚可贵，关系要和谐。大家才能和平相处，才不至于勾心斗角，互相伤害。这个群体一定是长期生活在压抑又极度不和谐的社会关系里，心态扭曲，心神恍惚，才最终“少了根筋，断了弦”。
记得，小莱有次在逛街的路上遇到一位康复者，但发现他连过人行道都忘记了，还要旁人提醒。他意识到是红灯之后，马上又自言自语，“哦，靠右，红灯”。
还有一次，一位患者拿着手机找小莱帮忙看看，问为什么没人接电话？她告诉小莱，她打了好久就是没人接电话。小莱把手机电池打开，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安装电话卡，但是，小莱并没有戳穿这个事实，小莱告诉他电话需要维修了，这样，那位患者满意地走了，还万分感谢小莱。
这也是家庭和社会面临的最难解决的民生问题。和谐社会，不仅家庭关系和谐，更需要每个人发挥和谐正能量，关爱这群社会人士。没有谁生来就愿意自甘堕落，自我消沉，只有当他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