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三局提供给杜自远的这些“特情”，却涉及全国各地，不仅数量大，而且情况非常复杂。
杜自远所以要掌握“特情”，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与左少卿的想法近似。他希望通过某一个目前仍在活动的特务组织，找到侦察“水葫芦”的线索和办法。
楚伯林和秦东海每天收集到大量“特情”后，首先进行分析筛选。因为绝大多数“特情”在他们眼里都是小情况，一望而知，与他们调查的目标没有任何关系。每天夜里，他们将筛选后的结果向杜自远汇报，并且逐一讨论。其中有些“特情”，他们第二天还会向三局的同志进一步询问。
几天之后，他们筛选讨论后留下的“特情”，只有三件。
第一件，济南的一部敌特电台信号，近日突然消失。
三局监听这部敌特电台已经很长时间，一直与当地公安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力争打掉这部电台。但这个敌特小组极其狡猾。他们每次发报的地点都会转移，且报务员手法老练，三四百组电码只需两分钟就发完了，是典型的高速发报。有的时候，监听电台还没有准确定位，这部电台已经发报完毕。
三局电讯处的监听员对这个报务员极其痛恨。这部电台每周工作三次，极有规律。但也可以猜想到，不知有多少情报经由这部电台发送到台湾。
但是，就是这个电台，近日突然消失，已连续近十日没有出现。电讯处的十余部大功率电台，每夜连续搜寻，竟然一点踪影也没有了。
三局的同志向楚伯林和秦东海介绍这个情况时，也是忧心忡忡。他们相信，这部电台的突然消失，很不正常，更有可能意味着出现了什么严重情况。
第二件，南京的两部敌特电台，近日非常活跃，几乎是每夜都要发报。
这个情况不仅让三局电讯处感到异常，就是楚伯林和秦东海听到这个情况，也感到异常。这个异常的一个特征，就是“近日”异常活跃。楚伯林和秦东海都感觉，很难说南京的这两部敌特电台的活跃，和目前正处于潜逃中的左少卿没有关系。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是三局的同志特别在意的。监听的人把这两部电台分别称为“南京一号”电台和“南京二号”电台。“一号”电台长期与台湾保持联系，一般每周一到两次。近期则增加到每周三到四次。让人诡异的是那个“二号”电台。它以前极少发报，往往两三个月才发一次电报，且电文极其简短，往往只有十几组电码。但在最近的一个月里，它已经四次发报，且每次都超过一百组电码。
三局的同志相信，这个“南京二号”电台的背后，极有可能是一个潜伏更深也更重要的特务。楚伯林和秦东海分析后，也同意这个意见。这不能不让他们想到那个早已成为他们“眼中钉、肉中刺”的潜伏极深的“水葫芦”。
最诡异的则是第三件“特情”。三局的同志从公安部门获悉，湖北武汉的汉口邮电局，于上月底被人盗窃一部备用短波电台。近日，这部被盗电台竟然开始工作。经电讯处监听，这部电台已经与台湾建立了联系。
武汉确有一组国民党潜伏特务，这是三局早已掌握的。这组潜伏特务与其他潜伏特务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长电文，几乎每次都是一两千组电码。三局电讯处对这个长电文深感担忧，猜不出都是些什么内容。他们特地组织了十几名破译专家，对武汉的长电文进行破译。
电讯处向楚伯林和秦东海介绍武汉的这个“特情”时，最后用一句话对这些长电文进行概括：“极其重要的经济情报。”
但是，自一九五四年的年底起，这部电台突然停止工作了。
这已经让人有些惊异了。现在，最让人惊异的是，这组潜伏特务，竟然盗窃了一部民用电台，于“近日”与台湾恢复了联系。
三件特情，都与“近日活动异常”有关。这三件“特情”，也让杜自远犹豫不决。
杜自远也明白，他必须尽快拿定主意。查阅绝密档案，已经让他冷水浇头，毫无收获。目前寻找“特情”，几乎是他唯一的出路了。济南、南京、武汉，他必须选择一地，立刻带人过去，力争找到一条缝隙，死命钻进去。并且要在最短时间里，找到“水葫芦”，并破解阮其波遇刺之谜。这他当前最大的任务。
楚伯林与秦东海的意见，是选择南京。他们猜测，南京的“二号”电台更可能和“水葫芦”有关。杜自远却对此犹豫不决。他只是告诫自己，必须尽快做出决定，尽快采取行动。
就是这一天的夜里，他从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嘴里，听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此时，杜自远听完楚伯林和秦东海的汇报，已是深夜。在此前的夜里十点钟，杜自远已看完最后一份绝密档案，但他没有找到“水葫芦”的踪迹。他明白，这条路，他已经走到头了。
夜里十点钟之后，杜自远听完楚伯林和秦东海的“特情”汇报。三个小时后，他们三人几经讨论，从数十件“特情”中，筛选出以上三件。杜自远必须从这三件中选择一件，然后追踪下去。
这是一次赌博。杜自远深知这一点。一旦选错，他，还有老罗，都将万劫不复。中苏之间，有关原子武器的谈判，也将万劫不复。
五月初的北京，夜深时也还是有一点凉意。一点冷风，从不大的小窗口里漫延进来，在杜自远小小的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