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卓克基沿梭磨河而下，短短的九公里路程中，河流两岸，是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嘉绒村庄。查米村那些石头寨子，仍然在那斜斜的山坡上紧紧地聚集在一起，笼罩着核桃树那巨大荫凉。村子前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汽车轰轰隆隆地来来往往，但咫尺之间的村子依然寂静如常。浓荫深重，四处弥漫着水果淡淡的香气。
再往下走，在河的对岸，河谷的台地更加低矮宽广。在广阔的田野中间，嘉绒人的民居成了田野美丽的点缀。墙上绘着巨大的日月同辉图案，绘着宗教意味浓重的金刚与称为雍忠的万字**的石头寨子，超拔在熟黄的麦地与青碧的玉米地之间。果园，麦地，向着石头寨子汇聚，小的寨子向着大的寨子汇聚，边缘的寨子向着中央的寨子汇聚。于是，有了这个叫做阿底的村子。
然后是查北村，然后是被人漠视到叫不出名字的村子，但自己却安然存在的村子。
在这些村子，过去的时代只是大片的荒野，而在这个世纪的后半叶，嘉绒土地上的土司们的身影从政治舞台上，转过身去，历史深重的丝绒帘幕悬垂下来，他们的身影再次出现，作为统战对象出现在当代的政治舞台上时，过去的一切，在他们自己也已是一种依稀的梦境了。历史谢了一幕，另一重幕布拉开，强光照耀之处，是另一种新鲜的布景。
就在我这个下午依次走过的几个村子中间，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一座座新的建筑开始出现。兵营、学校、加油站。叫作林业局的其实是伐木工人的大本营。叫做防疫站的机构在这片土地上消灭了天花与麻风。现在，有着各种不同名目的建筑还在大片涌现。这些建筑正在改变这片土地的景观。但至少在眼前这个时候，在离城不远的乡村里，嘉绒人传统的建筑还维持着嘉绒土地景观的基本情调。
我希望这种基调能够维持久远，但我也深深地知道，我在这里一笔一划堆砌文字正跟建筑工匠们堆砌一砖一石是一样的意思。但是，我的文字最终也就是一本书的形状，不会对这片土地上的景观有丝毫的改变。我知道这是一个设计的时代，在藏族人新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中，我希望在相关部门工作的我的同胞，把常常挂在嘴边的民族文化变成一种实际的东西，我一直希望着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一种新型的建筑，使我们建立起来的新城市，不要仅仅只从外观上看去，便显得与这片土地格格不入，毫不相关。
很多新的城镇，在从四川盆地到青藏高原这些渐次升高的谷地中出现时，总是显得粗暴而强横，在自然界面前不能保持一种谦逊的姿态，不能或者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与周围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保持一种协调的姿态。
但在进入这些城镇之前的村庄，却保持着一种永远的与这片山水相一致的肃穆与沉静。我常常想，为什么到了梭磨河谷中，嘉绒的村庄就特别美丽了呢。我这样问自己，是因为梭磨河是我故乡的河流。我害怕是因为了一种特别的情结，因而做出一种并不客观的判断。现在我相信，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客观的判断。
马尔康，作为一个城镇，在中国土地上，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也像是进入中国任何一个城镇时一样，有一个城乡结合的边缘地带。在这样一个边缘地带，都有许多身份不太明确的流民的临时居所，也有一些不太重要的机构像是处于意识边缘的一些记忆碎片。流民的临时居所与这些似乎被遗弃但却会永远存在的机构，构成了一种特别的景观。在这种景观里，建筑总是草率而破旧，并且缺乏规划的。这样的地方，墙角有荒草丛生，阴沟里堆满了垃圾。夏天就成了蚊蝇的天。这样的地带也是城市的沉沦之地。城镇里被唾弃的人，不出三天立马就会出现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在中国的城镇中乡村之间，形成一种令人绝望的第三种命运景观。
一个城市如果广大，这个地带也会相应广大，一个城市小，这个地带也会相应缩小，但总是能够保持着一种适度的均衡。
在进入马尔康这个只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城镇时，情形也是一样。
马路两边出现了低矮的灰头土脸的建筑。高大一些的是废弃的厂房，一些生产过时产品的厂房，还有一些狭小零乱的作坊。更大一片本来就像个镇子的建筑群落，曾经是散布在所有山沟里的伐木场的指挥中枢，现在，也像大渡河流域内被伐尽了山林的土地一样显得破败而荒凉。在这里，许多无所事事的人，坐在挤在河岸边棚屋小店面前，面对着一条行到这里路面便显得坑坑洼洼的公路。一到晴天，这样的公路虽然铺了沥青，依然是尘土飞扬。
这种情形有时像一个预言。这个预言说，没有根基的繁华将很快破败，并在某种莫名的自我憎恶中被世人遗忘。
我希望在地球上没有这样的地方，我更希望在故乡的土地不存在这样的地方。因为每多一个这样的地方，就有一大群人，一大群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人，想起这里，就是心中一个永远的创伤。
马尔康也像任何一个中国城镇一样，一过了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地带。一个由一批又一批人永不止息，刻心经营的明亮整洁，甚至有点堂皇的中心就要出现了。
这中心当然漂亮。
这种漂亮当然不是跟纽约，跟巴黎，跟上海相比，而是自己以为，并且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