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战争成本的考虑一直也是赵昺的心中头等大事，而且伴随他多年。可以说每一仗除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考虑外，就是要考虑成本，一仗下来是不是赔本，所得的收益有多大，自己能否承受。
起初赵昺这种焦虑还是比较小的，当初只是为了活命，一切都是以生存下去为最高利益，战争成本那就不需做过多的考虑，只是为了能够明天还活着。后来在琼州站稳了脚跟，就需要考虑成本了，因为要考虑政治需要，但那时压力也比较小，毕竟他们战略上处于守势，又依托本土作战。
但是进入江南后就不行了，首先军队进行大幅度扩编，军费开支不是成倍的增长，而是成几何性增加。再者每一次大战动辄用兵十数万，消耗巨大。他发动战争就要考虑到国家的承受能力，且要对战争的烈度、持续时间做全方面的衡量，甚至政治上都要为其妥协。
可是游牧民族对于战争的考虑就很简单，打仗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无本买卖，基本上是有赚无赔。要问赵昺怎么知道，就是上辈子知道的，这辈子明白的。
首先，辉煌时期的游牧民族，究竟有多大的军事实力。汉初极盛时期的匈奴，号称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在白登山之战中，汉人估计，匈奴动员了三、四十万骑兵。鲜卑早期，在檀石槐时代“称兵十万”“控弦十余万骑”，便足为中国患。
拓跋鲜卑在力微时崛起，有“控弦上马二十余万”，后世逐渐发展到“控弦骑士四十余万”。当然，这些数据只能说明游牧民族的全部战争潜力，并非实际动用兵力，因为在战争中，游牧民族首领通常身边仅有几万骑兵。
拓跋鲜卑与后燕参合陂之战时，主力不过两万骑兵；蒙古在成吉思汗时代，总兵力也只有十余万骑。这样的军事力量，成本是多少呢？可以说便宜到极点。游牧民族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决定了酋长几乎不用去操什么心，更不用自己掏腰包。
赵昺曾获得过一份蒙古早期来自西方人的笔记，里边曾经记叙过蒙古人初起时的生活方式。蒙古人的生存几乎不依靠粮食，他们靠捕猎野兽或是宰杀自己牧养的牲畜为食。他们对食物相当节俭也不挑剔。
这些西方人来到大草原时，有些随员竟被蒙古人饿惨了，据说蒙古人‘节约’到这样的地步：招待一百位客人，也只是宰一头小猪。他们吃下自己的那份配给后，才被告知那可是十三顿饭的分量！蒙古人自己，早晨喝一小杯稗子粥便可以熬过一天，饿他两天还能欢快地唱歌儿。
而在在战争中，他们吃得更是简单。如果饿了，可以在自己的马儿身上打主意，经过拼命奔跑的马儿，马蹄部都会极度充血，蒙古人在马蹄部位放血，吸吮一点血液充饥。如果马群里有母马，他还可以用马奶改善一下生活。
所以在战争中，蒙古人每个人都携带多匹战马，既可以不断轮乘以保存马的体力，也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储备。以这种方式，他们可以不停息地作战十天左右。当然这其中有西方人的偏见和片面的感观，可以赵昺所知打个对折还是可以接受的，成本同样很低。
再看骑兵和步兵各自的战斗效能。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角逐的战场，通常是在蒙古草原或是华北平原，这是对游牧骑兵极其有利的战斗地域。
唐人的《反经》概略地认为，“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六韬》则算得更清楚，认为平原旷野之战，一个骑兵可以顶得上八个步兵，即便在险要地形上，一个骑兵也仍然可以顶得上四个步兵。
当然赵昺也知道这只是个经验化的数据，表现的是一场理想战斗的情况。在更多的实际战例中，骑兵决不会傻傻地等着慢腾腾的步兵全部集中好才向他们发动进攻，他们常会抓住先机，各个击破分散的步兵部队。所以说一支几乎不用为后勤保障操心的游牧骑兵，拥有步兵无法比拟的高机动性。
战略上，只要高兴，他们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即便从纯战术角度上讲，他们通常也可以对步兵保持两到三倍以上的、可持续的战场机动优势。骑兵对步兵拥有两、三倍以上的攻击频率和选择战场和攻击方向的优先权。
面对松散的步兵阵列，骑兵很可能用一两次冲锋便轻松取得胜利；即便步兵阵列防守非常严密，有经验的酋长可以放弃正面冲击，改以充分地运用自己机动优势，或各个击破、或机动诱敌、或衔尾急追，迂回战术，切断对手的后勤补给，耐心地等待敌人被饥饿与惶恐而被拖垮，成功击败了数量上远远超出自身的对手。
如果某个游牧首领带着十万骑兵，从蒙古高原越过阴山或是燕山的关隘，或者突破辽西走廊的榆关进入华北平原——对于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一次轻松的旅行。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机动优势，在中原王朝的军队赶来之前，带了战利品从容地退回草原。
如果他愿意炫耀一下自己的勇敢或是贪婪于更多的战利品，他可以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和中原王朝的军队决战一场——这个地方很可能是个必须突破的关隘，因此在中国北方广阔平原上，游牧骑兵具有了如此强大的优势，农耕民族所要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所以游牧民族可以决定这仗打还是不打，以及在什么地方打，即便他判断失误吃了苦头，也不大会遭致灾难性的后果，他大可轻易逃走。而中原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