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书杰两世为人，自然知道有关皖南事变的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千古谜团。
国民党的官方文告是：“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亥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四日（1941年1月4日，笔者注），胆敢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
**中央的对外文告是：“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酝酿已久的全国性反.共突然事变的开端，揭露蒋日勾结，蓄谋灭.共和打击人民军队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斗争，并提出了取消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皖南事变的根本办法”
疑点之一：蒋介石批准动手的主要依据，是新四军蓄意攻击云岭东南面的友军，也就是驻扎在三溪镇、星潭镇、榔桥镇一线的第32集团军所部第40师。
但是白书杰研究过这里的双方态势，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当时的情况是，第40师的左翼，也就是云岭正南面，是第62师和第79师两万余人；第40师的右翼，也就是云岭东面，是第32集团军的第52师和108师两万余人。
云岭东面、南面一共有五万多敌人，而新四军总部全部都是机关干部，其中女人占了三分之一。真正的警卫部队，就是一个警卫团两千余人。
就算当时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说话不算数，副军长项英也是一个带兵的大将。不要说其它的敌人，仅仅一个第40师就不一定啃得动，新四军又怎么可能主动攻击友军？
疑点之二：顾祝同和上官云相上报给蒋介石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是在1940年11月14日。国民政府对外宣称的原因是“（新四军）不听调遣，纯属叛军。”
真实的情况是，新四军云岭总部，除了上面所说的五个师六万余人挡住了南面、东面以外，正西面还有第32集团军的第144师，正北面的新7师，合计两万余人。
也就是说，顾祝同、上官云相在半年前，就已经拿出全部的主力8万余人，把新四军总部所在地——泾县云岭死死地围住了，根本没有留下丝毫缝隙。
在这种很快就要被包饺子的严峻局势下，新四军总部一共也就9000余人，绝大部分都是非战斗人员，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而且新四军北渡长江，这本来就是既定战略，也是国共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又怎么可能出现不听调遣的问题？况且新四军的先头部队，也就是陈.毅、粟.裕早就过江了。
第三个疑点就是，既然新四军“蓄谋已久”要攻击友军，作为军长的叶挺，又怎么会带着军部参谋人员，主动跑到上官云相的司令部谈判，而且毫无反抗地被囚禁起来？这不是自己找死吗？
其实，真实情况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叶挺在此之前，专门和顾祝同、上官云相专门在一起讨论过新四军北渡长江的问题，行动路线也已经确定，但是这条路线蒋介石不同意。
因为这条路线的最关键之处，就是新四军要经过郎溪、溧阳一线！
郎溪、溧阳一线，刚好处在南京和杭州的正中间，距离南京不到一百公里。
蒋介石担心的是，虽然这个地方距离日本非常近，基本上就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但是，新四军的生命力非常顽强，万一到时候他们不走了，就在这个地方扎下根来和日本人周旋。一旦新四军发展壮大了，叶挺他们抬脚就可以占领南京！
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在蒋某人的手中丢了，这本来就是奇耻大辱。
如果被新四军夺回来，然后据而有之，那才是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情，至少蒋某人是这么认为的！
蒋介石不同意叶挺所部走这条路线，除了担心山东那边的韩德勤所部受到攻击以外，同样的一个担忧，也就是叶挺的新四军总部放在南京北面的淮安一线。
淮安距离南京也不到200公里，如果新四军在这里发展壮大，南京还是叶挺的囊中之物。所以，这些地方宁愿交给日本人和伪军，也不能允许新四军存在。
“皖南事变”爆发的最根本原因，就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允行国**占领首都南京！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面，谁率先占领首都，谁就是名正言顺的“正统”，蒋介石最讲究这个。
江淮一带、江浙一带，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半根毛都没有，全部都是小鬼子和伪军招摇过市。
但是国民党从上到下都不同意新四军在这片区域活动，一定要新四军北渡黄河远远离开南京。
如果从抗日大局的战略意义来说，蒋介石的这个要求根本就是无理的，这种思想也没有办法解释得通。
因为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来分析：长江下游的敌后不需要有人去给小鬼子找麻烦，就让小鬼子为所欲为，只当没看见就行了。
但是，黄河两岸本来就有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卫立煌的中央军、**领导的八路军。
如果新四军也挤到黄河两岸，更本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又如何开展游击战争？
所以新四军要深入江淮敌后，逐步谋求站稳脚跟，和长江下游的日本鬼子周旋。
蒋介石自然是坚决不答应，强烈要求新四军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