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司法，虽然徐清口头上喊着的是人人平等，但这一点其实很难做到，尤其是对于官员们来说，就更是如此，大多数官员是不太容易受法律的束缚的，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首先便是官员并没有太多为老百姓服务的心理，尽管儒家教导官员应该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真正能够做到的却没有几个。
大多数人读书是为了科举，科举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挣钱，而不是什么为了老百姓，这样的人非常少，古往今来也没有几个而已，老百姓敬重他们，但现实中是不多的，大多数人把自己当做父母官，自然也是鱼肉乡里居多，并且也没有法律可以制裁他们，甚至也成为了官场上的潜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宋朝的吏治其实是非常松散的。
徐清曾经一度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但是这实在是太难了，这些官员早已经习惯了吞取民脂民膏，甚至把这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徐清想要去改变，只能慢慢来，而现在，徐安就是抓着这一点，建立东厂，从而审查百官，只要有贪污的，就可以借由这个名头把人抓起来，这一下，整个朝堂自然大乱。
而徐清也一时之间有些慌了神，毕竟作为宰辅，他十分清楚的知道，这些官员之中，绝大多数都是有贪污行为的，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官员就是社会的垃圾，相反，能够爬到这个级别，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有才华的人，他们贪污的钱，远远没有他们为国家赚取到的钱来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若是直接开除他们，将会使国家的人才陷入到一个空缺的状态，与之相应的损失将会远远超过他们贪污腐败造成的损失。
这一点，徐清必须要去思考，而东厂显然不需要去思考这些问题，他们奉皇帝的命令，纠察那些贪污腐败，草菅人命的官员，官吏，将他们带走审问，这基本上也是一查一个准，这自然让整个朝廷人人自危，而对此，徐清自然是非常无奈的，而百官则是无比的愤怒和惊恐，在他们看来，自己为国家报效最为却换来这么一个结果，自然是极为不满的，并且内心深处还有很大的害怕。
今天抓走的，是你的同僚，焉知明天抓走的就不会是你呢？赵昕的这个做法，等于是将整个士大夫阶层推到了对立面，但他也成功的打破了徐清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对着人人自危的官场，徐清确实是有些措手不及。
而徐安则趁着这个时间，加大扶持东厂的势力，他们广泛的在民间招募一些地痞流氓为自己的势力，然后从各地官府中调集邢名高手来调查贪污腐败之事，这一段时间可谓是徐安出仕以来作为繁忙的一段时间了。
徐安每天都要去警告东厂的番子们，不要骚扰到老百姓，这一点对于徐安来说非常重要，打贪对于老百姓而言是一件好事，只要做得好老百姓一定会支持他们，这就是民心所在，同时这样做，还会让百官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下降，有助于让皇帝的形象重新树立在老百姓的心中，但若是东厂牵连到了老百姓，这事可就麻烦了，口耳相传之下，指不定东厂会变成一副什么样子，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经历过妇女问题的辩论之后，徐安深刻的认识到舆论对于政治斗争来说有多么重要，可以说是丝毫不逊色于军队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所谓笔杆子、枪杆子，这两个东西，便是夺得权利最为重要的武器，而曾经的徐安以为只要有枪杆子就行了，而现在，他终于意识到笔杆子的重要性，所以天下议论，这是他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但他有一点没有想到，那就是看着那些原本德高望重的官员纷纷入狱，确实有许多人拍手称赞，但是更多的人却对东厂感到了无比的愤怒，原因也很简单，原本一个县令，他在当地在任为官，每年贪钱一千两，而他能力出众，可以给当地带来超过一万两以上的投资，这些投资将会转化为工作岗位、生活环境的改善，让当地老百姓享受更好的生活。
而现在，这位县令因为贪污入狱了，而整个国家像这样的县令多达五十位以上，这么多的县令要进行更换，宋朝又哪里来的人才可以立刻接手的呢，要知道，一名县长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啊，在中国古代，只要科举考上进士了，你就可以当县长，但是这些县什么都不会，这在农业时代或许还可以，因为那个时代的县令只需要注意农田、水利、文教就可以了，许多案子甚至都不需要县令来审，当地的乡绅们直接进行判决就可以了，那个时候的法律，是以当地的道德来作为准绳的，而不是以国家的法律来作为准绳的，要说的话，比较像现在的英美法系，没有具体的法律，依靠以往的经验所组成的判例来进行惩罚，古代的宋朝乡间士绅审案子，大抵就是如此。
可现在的县令却远远不是只管那么点事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展，经济的发展，环境的保护，文教的完善程度，医疗的保障，文化的建设，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率，外来人口的安全性，城市规划，下水道建设，水利建设，城市工厂安置，这些都是一位县令需要去做的，可以说作为县令，跟现在的县长也没什么差别，而这样的人才，又哪里有可能突然钻出来五十个呢，培养一个可就要花费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功夫，五十个人的空缺，自然需要其他人来填充，而这些人的水平自然是远远不如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