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不由自主在脑海中跑了十万八千里，此时还不得不回归本位——十七世纪中叶的大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的中国！恰恰是这个时代，原本在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上领先世界的中国，即将因为科学理论和科学意识的落后而被西方超越！这个时代太特么关键了啊！
对时下顺治朝的国人毫无科学理论素养和科学意识思维的这种现状，弘毅其实是急在心里的。华夏五千年文明，其实技术研发探索一直在自己的套路上不断前行，可惜始终没有形成刨根问底、追根溯源的科学意识。也就是说，只知道“如何”，却不知道“为何”；或者说，只满足于应用，而不重视理论，于是缺少了一个根本动力——创新！
科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创新。科学创新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和发展。纵观世界科学发展史，无论中外，每一次重大的科学创新都导致了科学理论体系和结构的重新建构，科学思想和科学意识随之突飞猛进，使科学前所未有地迅速发展。而科学又转变为一种改变世界面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了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当然，创新意识与文化根源有着密切的关系。想到文化，弘毅不知道该一声叹息，还是沾沾自喜了。
因为文化有着强烈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必然就有不同的文化。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很独到，也很精辟。因为，早有学者断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科学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也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性”。说到底，西方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是科学创新的过程。表现在科学家身上是他们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表现在西方国家则是他们有着良好的创新氛围，而这些都与文化息息相关。
弘毅曾经潜心拜读了那本著名的《西方科学的起源》一书。受益匪浅。但穿越而来之后，弘毅最深切地感受是：在笃信“天人合一”的中国，一切都是围绕“治人”与“人治”在运行，“人的社会”的现实意义远远高于其他事物。对自然界运行规律的探索也是为顺利实行人治而服务的。有了这个出发点，所有的应用技术的出现都颇具功利色彩——为上位者服务，即便是让劳动人民从中受益，出发点也是为了捐粮纳税能力的提升。
若想在帝制中国大力发展技术工艺，特别是科学理论，就必须遵循这个基本规律。试想：一位穿越而来的大手笔“猪脚”很突兀的选择了某个方面大搞科学实验，给所有人灌输后世的科学意识，而且异想天开从基础科学理论入手，告诉人们什么是物质、什么是速度……却无法给朝廷、给各机官府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那些官僚们又有谁会“感冒”？
即便是有一些热衷于新奇事物的人出现。对猪脚鼎力相助，但在文人官僚体系之下，不出仕为官，就不会占据任何政治资源，科学的普及必定后继乏力。
所以。弘毅并未急于用金手指去普及“科学”，甚至连“技术”层面都不曾奢望，而是在功利主义观点的指引下，通过木兰演武，来刺激当权者，让他们知道星堡、攻城炮和燧发枪的威力。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当权者乐于见到实际利益。并不关心这些既得利益的来源，正好给弘毅留下了充足的空间。
从火器这一应用技术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入手，用一代人的时间去培养“一批”愿意对科学一探究竟的人才，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做法，才是弘毅想要的。
如果没有根基，哪怕你穿越而来种下了参天大树。一旦穿越者离开，这棵大树或许就会被当做无用的“柴火”了。种下一棵苗，培养一批知道此苗未来作用的“园丁”，并且让他们一天天看到树苗的茁壮，让他们内心中满期待与坚定。即使猪脚谢幕了，种子与人脉却留下了，让自然而然、油然而生的科学意识水到渠成，这才是万世之基！
当然，这一套想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昨天弘毅和汤若望谈到了“标准化生产”，却被老洋头给否决了。失望之余，弘毅才真切感受到，华夏热土，于自然科学来说，最最匮乏的就是自然意识和探索精神。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几代人的努力，连个“曙光”都不会看到，更别说结出“硕果”了！
杜笃祜和朱昌祚算是当下顺治朝“中青年官吏”的一个缩影，如果他们能够哪怕对“科学”有一点点敬仰和尊重，假以时日，就会对弘毅的这番宏图伟愿有所裨益的。
不过，在这之前，如何表述“科学”一词呢？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古代的“科学”是一个专用名词，自唐代以来其实是指“科举之学”，对于后世以为的“科学”，很长一段时间是用“学问”、“物理”、“数学”等词来分别指代的。因为中国传统上，将所有的知识统称“学问”，将关于自然物道理的学问称为“物理”，而“数学”学科则独立于“物理”之外。
到了明代，似乎科学可以被称为“格致”，即“格物致知”，以表示研究自然之物所得的学问。直至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出版的许多科学书籍多冠以“格致”或“格物”之名。但，这个“格致”似乎不能囊括弘毅最最看中的“科学四位一体”——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科学技术和科学意识。
唉，真是头疼！好在一时半会儿还用不上去“科学地表述科学”，只好往后放一放了。眼前，弘毅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