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突然领悟的，正是汤若望为何要极力推举现如今正五品的魏裔介，定要做了那个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提领四译馆的差事——这里面的深意，应该为了报答去年的一份不深不浅的“恩情”！
原来，魏裔介去年关于“先取蜀，而后粤西，再破滇、黔”的疏言，确实照顾了西南的传教形势！而这个形势，就是四川的教众已成一定规模，需要尽早纳入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以便继续使之“发扬光大”！
天主教的四川开教始于利类思。此人1640年进入四川，在礼部尚书刘宇亮[1]及四川省官员的帮助下创建了成都传教区，并在成都置“教堂及住院各一所”。1640年经利类思受洗者有30人，其中有明朝皇族一人教名“伯多禄”者全家入教，成为四川成都教区的基石。1642年8月安文思来到成都全力协助利类思进行传教，他们二人曾先后前往保宁、重庆等地开教，“在以上二城厢均设有经堂，为教友领圣事、诵经之处”，“并且在附近城镇设立小学多所。”经过安、利二人的共同努力，该地教务出现一片兴旺景象。
但四川在中国境区之中，毕竟是一较为保守封闭的内陆省份，再加上该地延续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天主教这一异质文明的闯入及在四川腹心地区的逐渐兴旺，顷刻间即变成洪水猛兽，且天主教所提倡风俗礼仪与中国传统悖逆，特别是与当地的佛道文化严重冲突，一场由僧道阶层和部分官员发起的排教运动也就汹涌而来。这一排教案持续了三个月，最后在奉教武官阎多默及汤若望的朋友、成都知县吴继善[2]的保护及辩护下，再加安、利二人撰写为天主教辩护书，并将京城徐阁老(光启)、杨翰林(廷筠)早年完成的为天主教辩诬之书，散发宣传，这场仇教风波才日渐平息。后官府还将滋事之人治罪，使“圣教在川略享太平”。不过这种短暂平静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
1644年9月，张献忠进入成都称大西王。在成都知县吴继善的举荐下，张献忠“强以官职、衣服、俸禄授二神父(安文思、利类思)”。从此，安、利二人一边为张献忠提供各种服务，一边在四川开展传教活动。但是他们经常遭受仇教者的攻击，有时连性命也受到威胁。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利类思、安文思也从未弛于教务。他们抓住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传教。二人曾利用偶遇张献忠岳丈父、小舅子的机会向其宣教。其父子二人遂被感动。不久以后。便主动请求为其领洗入教。二人领洗以后。便能“遵守教规，善尽职守，不特为善教友，亦且立好榜样。”此外。安、利二人在随张献忠行军的途中，也多次拯救天主教教友及一些异教徒。
因此，四川的传教业绩可谓成绩十分显著：“所奇者两神父在成都遭此大乱，犹能传教救人，授洗至一百五十之多。内有某大员，举家三十二口，同日授洗。”但因他们在四川的传教工作是属于开创性的，所以这一时期四川传教事业从规模到建制均处于原始阶段，如果长时间得不到已经默许天主教自行发展的清廷的庇佑。长时间沦落在所谓“乱贼”手中，其“良好态势”必然遭受重创！
正是基于这一点的考虑，再加上魏裔介的用兵策略也的确附和当时实际，所谓“两好凑一好”，这才会如此附和汤若望的心愿。
于是。经过缜密分析的弘毅不再装傻，而是直奔核心要害，但依旧是笑着说道：
“呵呵，汤老玛法，魏裔介的疏言，看来还是您受了利类思、安文思二位的托付而为之的吧？”
“小爷……老臣这点心思，的确不该隐瞒圣人您啊！”汤若望眼瞅着隐瞒不住，反而轻松起来，一口承认了。但下面的话却大为出乎弘毅的意料：
“只可惜，老臣这一番苦心，却未必能得到那两位同会兄弟的理解啊！”
“哦？为何如此说呢？”弘毅虽然穿越而来，却在当年的专业学习中并未接触到这个“知识点”，也就只能老老实实“愿闻其详”了。
“小爷有所不知啊，不过说来却也真是话长……”
在弘毅的热切眼神和旺盛求知欲的鼓励下，汤若望就像终于觅得知音一般，说出了一段“不曾为外人道”的隐情,也让他眼中“无所不知”的弘毅得以了解了一段在后世被逐渐湮没的历史——
原来，自从顺治五年（1648年）利类思、安文思进京后，一场反对汤若望的风暴就在京城小小的耶稣会内部刮起。表现出来的，一是汤若望曾经指责利、安二人不应该在张献忠属下当官；二是安文思等人认为汤若望在北京对于营救他们二人没有尽力。
关于第一点，汤若望亲口承认，当他第一次得知利类思和安文思曾经在张献忠政权里做过官这件事之后，便将这些事实报告给了和自己同期抵达中国的教士、当时中国传教区北方传教会的会长傅汎际。
汤若望直言不讳，说他是以坦率的态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利类思、安文思的行为是“愚蠢”的。因为他们一旦落到所谓“暴君”的手中，就应该宁死也不能接受“伪政”官职。因为这会对整个教廷在东方的传教大业造成无法避免的负面影响和损失！而安文思与利类思的举动，在中央王朝眼中将被视为是“强盗”和“反叛者”，这类人通常是要被处死的。
但关于这一点，汤若望同时还颇为实事求是的转述了利、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