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on data-raphid=4a9159f9f59e4d56b80a463abb9d9aff_5第三节 大陆普遍帝国及其绝唱/ss=bold一、元：“大一统”抑或“大居正”？
ss=bold1.正统论之辨
普遍帝国的实现，却是从“特殊的普遍帝国”开始的。
蒙古帝国横扫天下，结束了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算起，东亚大陆持续五百多年的分裂，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普遍帝国。但大元并不等同于蒙古帝国，它是并列于其他蒙古四大汗国的一支，只不过是蒙古帝国的大汗定都于此，有些特殊地位罢了。le=姚大力先生在《论蒙元王朝的皇权》一文中，对此一问题做了非常清晰的梳理。该文载氏著《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因此，就东亚世界看来，大元建立起了一个普遍帝国。但这是个“特殊的普遍帝国”，对于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来说，东亚帝国是其整个欧亚帝国内部最繁荣富庶的一支。以此为基础，蒙古帝国建立起一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庞大贸易秩序，中原的财富、草原的武力、穆斯林的商业能力，几种要素被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空前的东西方大交通大融合的局面。“忽必烈及其侧近策士，构思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甚至是海洋世界等三个相异世界的相连，并且他还企图以欧亚整体的规模来完成。”le=［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第138页。杉山正明此书对于大元帝国的秩序构建的解释，极富想象力与震撼力。 这个帝国并不是以其统治下某一普遍理想为精神凝聚要素，而是各种普遍理想均被其转化为便利帝国统治的工具。蒙古帝国的统一是基于事功而非精神，这带来一个很有趣的历史结果，就是它将政治层面的lún_lǐ性给剥除掉，简单粗暴地令精神层面上的政治与lún_lǐ相分离了；这不是以诸多精神世界的实质性冲突的方式，而是以对各种普遍理想全然采取实用主义态度的方式。
大元修前朝宋辽金三史时所发生的争论，不啻是这一简单粗暴之剥离的深刻体现。自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起，元廷修宋辽金三史之议，均因正朔义例之争而不得不搁置，其中的核心冲突就在于，究竟是尊宋为正统，抑或将宋辽金并列为南北朝？
今人看元代对于正统论的争执的时候，不是很容易体会到这个问题在当时的复杂性。对当时的人来说，首先，蒙古人和汉人的思考就是不一样的，而蒙古人和汉人各自内部分别又有至少两种不同的本位视角，这就形成了四种视角的区别。
蒙古人对正统性问题的两种本位视角，分别是蒙古帝国的视角，和大元帝国的视角。蒙古帝国的视角，前面已述，认为蒙古人所建立的是个庞大的世界帝国，大元帝国是世界帝国下面有特殊地位的一支，蒙古帝国超越了各种古典的帝国和文化，也超越了蒙古自身。从大元帝国的视角来说，蒙古人当然要对儒家的世界观有一种回应，否则无法统治庞大的汉人群体。为前朝修史，这就是个重要的回应；修前朝史，并不是个草原传统，而是个极为重要的儒家传统，新朝力图以此来说清楚本朝如何继承了前朝的天命，从而让帝国的法统获得清晰表达。
既然修史是儒家传统，那势必要考虑到汉人对于正统性的理解，但最难解决的争议恰恰是发生在汉人内部。因为汉人对此问题也有两种本位视角，这源于汉人内部的两种身份。
大元帝国内部的人被分为四种，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所谓“汉人”是在公元1234年就被蒙古所征服的金朝统治下的人，除了通常意义的汉人之外，也包括已经汉化了的契丹人、女真人等等。到金朝后期，大金全国人口超过了五千万，虽然经过蒙古的征战，人口数量损失严重，但也还是千万量级的，其中契丹、女真的人数占比很少，主体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汉人。le=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11页。 “南人”是直到1279年才被大元完全征服的南宋治下的人。也就是说，在今天的语境下所说的元朝汉人，其中包括两个群体，就是元朝所划分出来的汉人和南人。为了清晰起见，此处暂且用“广义汉人”这个概念，来指这两个群体加在一块，用“身份汉人”这个概念，来指原来金朝统治下的那个汉人群体。“身份汉人”和“南人”，对于正朔的理解角度有很大区别。
忽必烈一朝最初提出修史之议时，大辽早已经灭亡了一百多年，已无辽国遗民，所以讨论大辽问题还不怎么会触动感情；但大金刚刚被大元给灭掉不久，金朝留下的臣民大部分仍在世，也就是早期的“身份汉人”，在南宋灭亡之前，这个群体构成大元帝国的主要人口，因为蒙古人和色目人的人口数量并不大。“身份汉人”接受了金朝的统治已经百年，无论自身属于何种族群，都早已形成对于大金的深刻认同，故而有颇多大金的遗民。le=比如，大诗人元好问，其高祖曾祖都曾在北宋做官，他本人则生在金朝中期，并在金朝末期也做了官，大金亡国后，元好问坚决作为大金的遗民，不到元朝政府任职。 对于这些人来说，如果正朔归属大宋，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是否包括南宋？如果包括南宋，那大金的统绪该如何安置？讨论的结果是，大金的地位将和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胡人政权一样，只能沦落为宋史角落中的“载记”。“身份汉人”肯定不能接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