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汉周边境的一座州城，沁州在后周立国的头几年一直是汉周两国边军你来我往、小规模冲突的热点地区。此后，其刺史李廷诲虽然在显德元年柴荣首次伐汉时举城向后周投降，但这种边境摩擦亦没有中止过——唯一不同的是，显德元年之后的冲突是发生在李廷诲和他的旧主之间。
原本以沁州的位置，柴荣此次伐汉应该以这里或者更靠近太原城的汾州作为进攻出发地更为妥当。可上一年，见后周朝廷在北伐幽云时，在将数十万辽军打得落花流水的所谓“幽州义军”面前表现得相当无力，不但没能将这支所谓“幽州义军”置于朝廷的掌控之下，反而不得不迫于对方的强势，将幽云十六州拱手相让，使对方成为后周朝廷疆域之内最大的一处藩镇。于是，在举城投降后周朝廷五年之后，感觉到后周朝廷很可能会被实力极其强悍的北平军完全牵制，甚至会在北平军的打压下开始走下坡路，远不如幽云之战以前那般充满蓬勃向上的朝气与动力的李廷诲，再一次体现出“墙头草”——这也是这个时代地方藩镇势力的一大共同点——的本性，很快便转变了自己效忠的对象，于显德六年年底叛出后周，重新投回到北汉朝廷的怀抱。
类似情况还出现在汾州、石州、辽州、岚州、宪州等处，以至于从显德六年下半年到显德七年年初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柴荣显德元年伐汉的胜利成果几乎是损失贻尽，周汉之间的态势基本上又退回到了后周初建时期——这也是柴荣此番于雨季出兵再次伐汉的原因之一。
对于李廷诲等旧臣的再叛，已经被后周打压得几乎快没有生存空间的北汉朝廷自然是求之不得，汉帝刘钧不但没有追究李廷诲前几年的不战而降，反而给李廷诲加官进爵，希望借此吸引更多此前已投降后周的原北汉州县能够反正，重新回到北汉朝廷的治下。而后周朝廷对李廷诲的出尔反尔虽然义愤填膺，而且也有不少文武大臣上疏，建议朝廷发兵征讨带头反叛的李廷诲。但周帝柴荣最终却并没有为一个李廷诲兴师动众，只是下旨与沁州接壤的潞州、晋州等边地州县加大在周汉边境地区的活动力度，发动一系列的小规模进攻，打击沁州军民的人心士气、削弱沁州本地的防御力量。
而柴荣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觉得仅仅发兵征讨沁州只是治标而不治本，与其如此，不如一鼓作气灭掉北汉，彻底断了这些“墙头草”式的地方势力的后路，方才能保证大周的稳定。另一方面，却也是囿于幽云之战刚刚结束不久，后周军因为在幽云之战后半段毫无建树的表现，以及当所谓“幽州义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横扫数十万辽军时，自己却只会屯兵于幽州城下看热闹的尴尬处境，且最终只能眼看着所谓的“幽州义军”的领导者“清园”兄弟将幽云十三州和平、滦、营三州之地硬生生从自己手中抢走而士气低落，根本不适宜在这么短的时间间隔下再次出兵。因此，面对诸多北汉降将的再叛，柴荣只能是暂时的忍气吞声，直到上一年幽云之战对军心士气造成的不良渐渐消退之后，这才再次挥师北上，以雷霆之势来严惩那些首鼠两端、左右摇摆的地方势力。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过结，所以当李廷诲面对城下杀气腾腾而来的后周军，在情知自己根本不是对方对手的情况下，向后周伐汉大军前军两员大将张藏英和刘光义提出愿意再次投到后周朝廷麾下时，张、刘二人根本是理都不理。而是指挥手下兵马将沁州城一围，便开始在城下架炮列阵，准备攻城了。
眼见城下的周军根本无意接受自己投降，情知因为自己的一叛再叛已经很难再获得对方的信任，李廷诲也就绝了委曲求全，卑躬屈膝的念想，把心一横，拿出当年打下这份基业时那股东挡西杀、悍不畏死的劲头，一面指挥手下兵将严守城池，一面派人冲出包围，去向北汉朝廷求援——尽管李廷诲很清楚求援的结果很可能是一无所获，但在他看来，这至少也算是自己向北汉朝廷、向皇帝刘钧表明誓死守城决心的一种表现。
事实证明，李廷诲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北汉朝廷接到他的求援信后，虽然也很想派兵予以支援，但却是有心无力——太原城内的兵力连守城都有些勉强，更遑论去支援沁州了。尽管也有大臣提出是不是可以向北平军借兵来解沁州之危，但这一建议甫一提出便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且不说当初秘密结盟时北平军就曾表示如非北汉朝廷岌岌可危，北平军一方是不会出面与后周朝廷进行正面冲突的。单说即便北平军同意出兵，以灵丘县到沁州的距离来看，只怕北平军的援军还在路上，沁州便已经被后周大军给攻破了。因此，北汉朝廷除了给沁州刺使李廷诲写了一封褒奖其忠勇的诏书外，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沁州城的覆灭。
显德七年阴历六月十九日午后，沁州城南一段上百步宽的城墙在“神机军”火炮、弩炮连续数个时辰的轰击下终于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的垮塌了下来，沁州城被攻破。就在沁州城南城墙垮塌的同时，沁州刺史李廷诲拔剑自刎。
或许是沁州城不到一日便被攻破带来的“多米诺”效应，或许是此番伐汉后周朝廷准备充分，亦或许是前一年幽云之战的窝囊令后周军将士们心中憋了一口气，在攻下沁州后，后周伐汉大军便一路势如破竹，接连攻克隆州、汾州、石州、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