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真正表现，在于美好的仁慈。
——莎士比亚
噢，兄弟，你的步履是如此蹒跚。
可怜的姐妹，正义离你如此遥远。
在生命和活力造就以前，
它来了，
伸手替你背起行囊。
——《生命赋》
人们放弃对暴力的信仰其实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们把暴力当作支配、教导和培养他人的手段。暴力，显而易见，浸透了一切因果关系。它不问青红皂白，随意率性处理事情。它是野蛮人的普遍逻辑，在这些人当中，最好的人，就是那些拳头最重、两肋插刀的朋友。即使在文明国家，人们对暴力信仰的放弃也非常缓慢。直至最近，那些偶然闹翻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竟然不惜以决斗来结束他们的争吵。政府也毫不例外，也把它们关于国土或国际地位的争端诉诸军事行为。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信仰暴力效果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历史上的光荣、荣耀，以及一切响亮的名字，无不与战争融为一体。如果放弃暴力行为，我们几乎不能想象社会结构还能组织起来。爱、仁义、公正，全得依靠它而存在。可是，暴力政策是否行之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值得怀疑。暴力往往会招致更大的抵抗，因而得不偿失。人们一旦被暴力压制住，就会滋生抵触情绪，时不时以凶残、憎恨、邪恶、犯罪等方式爆发出来。实际上，这就是暴力政策在一切国家、任何时候所产生的结果。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部暴力的失败史。
我们是否变得聪明些了呢？我们是否已明白，如果能够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必须求助于一种更伟大、更仁慈的力量——善的力量！这种对待人的方式，无论如何都不会导致抵触或抗议，也从来不会使人变坏，相反，只有变好。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它的影响下，任何人都会受到激励和教养。它充满了对人的信任，如果没有这种对人善良本性的信任，什么办法都不能激励一个人。友善是人之本性的写照——它消除反抗，抚平愤怒情绪，溶化铁石心肠。它能够战胜邪恶，使美好更上一层楼。即使扩大到国家的原则，这同样适用。它曾经消弭了部落之间、省份之间的敌意。假如让它自由发展，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会停止。也许这种想法现在是一种乌托邦，但将来，人们会把战争看成犯罪，一种可怕的罪行。
“爱，”爱默森说，“将赋予这个可怕的旧世界一张新面孔。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彼此以陌生的敌人面目出现，仿佛在黑暗世界沉沦许久。爱逐渐温暖了我们的心灵，我们可以清晰地目睹政治家毫无结果的外交活动、无能为力的军队和防线，是如此之快地被这个手无寸铁的孩童所取代。爱能够渗透任何角落，以一种无法觉察的方式——它的支点，它的杠杆，它的力量——成为暴力永远完成不了的事业终结者。我想，你会注意到，在晚秋早晨的森林中，那些可怜的蘑菇，没有任何依靠，看上去不过一块软团，却通过自己坚强的、勇敢的、不可思议的钻劲，设法从严寒的地面破土而出，在头顶留下一个坚硬的外壳！这就是爱之力的象征。可是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的利益世界，早对这种美德丧失了兴趣，甚至遗忘得一干二净。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光辉的时刻，事实上，不止一人做过尝试，且取得了福音般的成功。时至今日，我们这个伟大的、过分庞大的、死去了的基督教界，至少仍然保持着它那‘人类的爱者’的名称。总有一天，所有的人都会是爱者，所有的灾难都会在阳光的普照下冰消雪融。”
久远的时光中，暴力原则被我们用来对付那些疯子、罪犯、船工奴隶和麻风病人。疯子被铐住锁在牢房里，像一头猛兽。麻风病人被赶出镇子，住在某个远离人烟的偏僻之处——虽然他们也是人。船工奴隶在鞭笞下拼命摇橹，直至在痛苦中筋疲力尽。罪犯们拥挤在一起，不管年龄和性别，直到欧洲监狱成为人间地狱。大约400年前，罪犯们被送给佛罗伦萨和比萨的外科医生做活体解剖。现在，他们的位置才被不会言语的动物所代替。
圣文森特·保罗是一位来自上层社会的慈善者，他是一位兰格多克农民的儿子。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政府官员，为了替他交大学学费，连铁犁都卖掉了。马赛城的一位朋友遗赠给他一小笔财产，他于是坐船到那儿去接收。在回国的路上，他乘坐的船在一阵激战后被3名非洲海盗劫掠。激战中，圣文森特负了严重的箭伤。海盗把船员和旅客锁在一起，圣文森特也在其中。他被带到突尼斯，成了一名船工奴隶。由于受不了海上的艰苦，总是生病，他被卖给了一位摩尔医生。一年不到，主人死了，他于是又被卖给一位农民，一位奈斯的土著。圣文森特使他的主人改信了基督教，于是决心一起逃亡。他们把一张小筏放到海里，登上了莫提斯的土地。
不久，圣文森特在罗马加入了一个兄弟会，其职责是在医院里护理病人。接着他去了巴黎继续这一工作。后来，他成了船务巡视员坎特·乔吉尼的家庭教师。在那儿，这位年轻的牧师目睹了可怕的场面——人们被链子锁在船桨上，像非洲奴隶般拼命摇桨。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帮助这些人的工作中去，这种热情由此深深感动了国王路易三世，在听了他的所作所为之后，国王任命他担任船务施赈官。一次，他为了救一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