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这个人，后世都把他骂得是个“十恶不赦”的，然而他实在是个“社会革命家”。
要晓得王莽是个怎样人，先要晓得西汉的社会是个怎样的社会。我不说大地主、豪商、擅山泽之利的，是当时社会上的富豪阶级吗？要晓得当时的情形如何，我且引两个人的话来作证。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晁错说文帝令民入粟拜爵）。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师古曰：……十分之中，以各输本田主也）。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古井田法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去奴婢，除专杀之威（服虔曰：不得专杀奴婢也。《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说武帝）。
此外类乎此的话还多，一时也征引不尽。《史记·平准书》说：文景极盛之后，“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似乎兼并之祸，是起于武帝以后的。然而其实不然。试看晁错的话，当文帝时，农民的困苦业已如此，再看荀悦说：
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氏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人占田逾侈，输其赋大半。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也（据《文献通考》引）。
可见第三章所引《汉书·食货志》所述的盛况，只是社会的总富颇有增加，并没有普及于众人。不过这时候，承大乱之后，人心容易餍足，再加以当时政令的宽简，也就暂时相安罢了。这种贫富的阶级，从东周以后逐渐发生成长，根深蒂固，区区秦汉之际几年的战乱，如何就得破除？那么，如何会从武帝之后才发生呢？所以汉朝的儒者，没一个不讴歌颂祷井田的（退一步，便是“限民名田”。哀帝初，师丹、孔光等辅政，曾拟有实行的办法，给豪贵反对而罢。也见《汉书·食货志》）。后世的人，都笑他们迂阔，安知道在当时实在是时势所要求？在这种情势之下，要想什么“限民名田”等平和缓进的方法，和富豪商量，请他们让步，毕竟是无望的。所以王莽即位之后，就取断然的处置。下令道：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乡党。
这种办法，还承认奴婢是私属，总还算和平。然而到底不能实行，三年之后，就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
“田曰王田”，是所以剥夺大地主的权利，他当时又立了五均、司市、泉府。司市以四时仲月，定出一个物价的标准来。商人的东西，有卖不掉的，五均按平价买进。有要借钱的，泉府可以出借，按月取息百分之三。这个大约是所以救济小资本家和劳力的人，摧抑重利盘剥的。又设六筦之令，官卖酒、盐、铁器，铸钱，税“采取名山大泽各物”的人。
他所行的事，最不可解的，是废掉汉朝的五铢钱，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钱货六品，银货二品，龟宝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黄金另为一品，在外）。大概当时的人，有一种思想，以为货币是富豪所用以兼并贫民的，所以务求灭杀它的效力。晁错说：“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而亡逃者得轻资也。”就是这一种思想的代表。王莽大约也是抱这种思想的人。
王莽的立心，虽然是为民请命，然而他所行的政策，实在是悖于经济原理的。所以弄得“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汉书·王莽传》上的话）。他更有一误点，就是过于“迷信法治”，不管目前的形势。《汉书·王莽传》说：
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故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解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弥甚。
再加以种种迂阔的行为（如大改州郡名及官名等），自然要土崩瓦解了。
然而王莽所以失败，还有一个大原因，原来古代的治法，是从极小的地方做起的。所谓国家，起初都是个小部落。君主和人民，本不十分悬隔；而政治上的机关，却极完备，所以一切事务易于推行，而且也易于监察，难于有弊。到后世，就大不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