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凌叔华不习惯重庆的生活，或者受不了伺候婆婆。尚在婚后不久，他们一起回到陈西滢的老家，当地经常有人来看他们，按照老家习惯，儿子、媳妇应该站在老人后面，替他们端茶、倒水之类的，凌叔华很不愿意，觉得丢脸，就装病躺着。
1939年底，留在北平老家的母亲去世，凌叔华带着女儿辗转从香港、上海、天津，回到已被日本人占据的北平。凌叔华在北平小心翼翼待在家里，重庆的陈西滢却笔耕不辍骂鬼子，凌叔华经常被特务纠缠，凌曾回忆道：“抗战时，他在重庆为《中央日报》撰写骂日本的文章，这些社论很受人注意。陈先生善于用犀利的字句批评时势，所以他很过瘾，但可把我害惨了。因为当时我回北平替母亲办丧事，我三番两次嘱他以笔名发表，他就是不听，结果害我在北平一年时闯，日本北平特务、宪兵等，不时来探我回北平的真实目的，还要我写信给陈先生叫他来北平……反正惹了不少麻烦！”
还真不好判断是不是陈西滢故意逼妻子回到重庆来的。
幸亏凌家祖上交游广阔，汉奸文化界中也有着些旧关系，凌叔华本人相当低调，在北平没遇到大麻烦，一年后她带着女儿再次回到西南。
1943年，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推荐，陈西滢受命前往伦敦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凌叔华与女儿小滢随后前往——此时，素未谋面的精神导师伍尔夫因受不了病痛折磨而自杀。
凌叔华找到伍尔夫的丈夫，得到当初写给伍尔夫的底稿，之后屡次整理，几易其稿。自传体小说《古韵》终于在1952年出版，作品一问世，就赢得了英国文学界的广泛赞誉，《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环球》等报纸纷纷撰文介绍。《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说：“叔华平静、轻松地将我们带进那座隐蔽着古文明的院落。现在这种文明已被扫得荡然无存，但那些真正热爱过它的人不会感到快慰。她向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高昂的调子消失以后，古韵犹存，不绝于耳。”
诗人维特·萨克维尔·韦斯特在序言中说：“她（凌叔华）成功了。她以艺术家的灵魂和诗人的敏感呈现出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冥思细想是不言自明的。她的每封信都能反映出她对于美的渴望。她的文笔自然天成，毫无矫饰，却有一点惆怅。因为她毕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个古老文明的广袤荒凉之地似乎非常遥远。”
凌叔华在英国大红的时候，陈西滢受命出任民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在巴黎工作。适时陈西滢连工资都无法保障，还屡次为台湾当局奔走，凌叔华曾与其大吵一架。
陈西滢是典型的一根筋，为维护台湾的权益费尽心机，“四处拉票”，而台湾方面还责其办事不力，连津贴也不给了。有段时间，陈的一千朋友见他太穷，资助了一笔钱，陈相当羞愧，连连道谢：“太客气了”，“似乎多了点”。
凌叔华对陈西滢相当不满，为了贴补家用，她先后在伦敦、巴黎和波士顿等地开过画展，又在英国多所大学做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甚至到新加坡南洋大学去当了四年教授，1960年又到马来西亚去教书。
1962年，她应邀在巴黎举办中国文人和她自己的画展，这次画展轰动一时，除她自己的画作外，还展出她个人收藏的名画，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恽南田、傅山、石涛、郑板桥、金农、赵之谦等名画。法国科学院著名院士安德列·莫罗评价她说：“……她知道怎样运用她的魅力，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她用中国墨，在洁白的画面上，单纯、简洁得几乎无以复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笔法。但看她描绘自然的曲线，又能令人忆起这些花枝和花朵的实体，其实，这是由真实的存在发生和传出来的。”
据陈西滢的女儿说，母亲到处工作，“也许是她逃避与父亲共同生活的一种方式。”
1970年3月29日，陈西滢在英国去世，凌叔华此时已经辞职在家，与丈夫风雨相伴四十年，从相识相知到相依相离，往事均已成云烟。凌叔华本想葬陈西滢于台湾阳明山，与他的老友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做伴。但阳明山公墓要“按号分配”，凌不得不将陈的骨灰存放在伦敦一家殡仪馆十余年，后来将丈夫的骨灰葬在了其老家无锡。
凌叔华晚年时常思念故土，在与巴金、萧乾、冰心等友人的通信中屡屡流露。1985年9月，吴文藻先生不幸谢世，凌叔华远在异国他乡亦写信来安慰冰心，并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思念故土的心境：“冰心，大作收到，昊文藻治丧委员会来示，十分难过。……人生本来如梦如客，希望你在这苟酷无情的日子里，多想想快乐的往事，目前苦恼，努力忘记它吧！……以前，我每次回国，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好比秋风落叶，一回相见一回稀了。……”
1986年，凌叔华得知自己癌症上身，时日无多，便经常要女儿女婿将她送回北京。1989年12月，凌叔华在女儿女婿陪同下，终于回到了北京，住人石景山医院。
1990年3月25日，她在医院里，在亲朋好友、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以及医护人员的祝福中度过九十华诞。4月，凌叔华曾患有的乳腺癌复发并转移。5月16日，她从数日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