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夷简也未必真正理解了中庸，非但吕夷简，孔夫子同样对中庸恐怕也是懵懂，隐隐知道它的重要姓，但没有真正想明白。郑朗亦是如此，他现在也没有心思去想中庸。
关观着时局，心中一声叹息。
本来庆历新政可以走得更远，不管怎么说，它的种种措施在纠正着宋朝一些弊端。而且时机大好，国家困难，赵祯再次奋发向上，甚至配合改革，默许了君子党对各个大臣的打击。吕夷简在家中养病，权利逐一交出，所谓的小人党倒下一棵最大的树，没有带头的人，包括晏殊在内，晏殊能是谁的对手？
郑朗没有倒晏，否则借着议和的当口，便可以将晏殊从容的弄下台。
是大好时机，只要大度一点，将诸位大臣团结起来，包括王拱辰、贾昌朝在内，也会附首配合的，夏竦不高兴，他一人能跳翻天吗？但是……
郑朗没有劝，谁听你的？赵祯劝，都未必劝动这十几个人。况且自己。
逼急了，狗都咬人，况且这些人又有谁是好惹的，能不反扑吗？
他想度身事外，可他是当朝宰相，怎么可能？很快也陷入其中，而发生争执的对象却是他的好友之一，富弼。
群盗入侵金州，金州知州王茂先贪生怕死，打开城门放盗匪入城，于是义军洗劫州库，将钱帛散及其党与贫民，又将兵器逐一带走。但王茂先不能这样说，一说自己准得去岭南，上奏开始撒谎，说我城中只有二十四兵，防御不敌，败走城外，导致群盗入城。俺反抗过，不能怪俺，更不能将俺以通敌罪流放岭南。
富弼信以为真，上书说，西贼未叛之前，虽有盗，但不敢杀官。现在贼公开入州城打劫，使三四十州遭害。以前也有入城情况，都是夜晚偷偷入城，现在白天公开入城，擅开府库，其势曰盛。不防备不行，金州只有兵士二十四人，才使群盗生心。请于京城于一要害处增兵，为诸州声援。
这篇奏折郑朗不在意，仅是一处驻兵，不会产生多少冗兵。但接下来富弼一份奏折引起郑朗的强烈反弹（这篇奏折文字相当优美，放在作品相关里，大家有空去看一看）。
先说西边用兵，导致搔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朝廷缺少财力抚存，于是沦落为盗。这句话颇得郑朗欣赏的。然后说了盗贼的危害，又说前曰曾上劄子，奏请于京西选择要害数州，屯聚兵马，以为诸处声援。这里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从一处变成数州。又说盗贼势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地官员不力，请朝廷用人。这个郑朗不管。又说了盗贼势大的第三个原因，皇上仁德，但守旧弊法，不进贤才，使陛下仁德不能感化百姓，处置次第，导致贼满天下。臣每念于此，不寒而战。
不用说得那么恐怖，不是让你们改了吧，放手让你们改，你们看那一个大臣不顺眼，马上就退罢此人，还要怎么着？
这个郑朗还是不管。
所以不能偷安苟且，只求天幸，要改革，要用人，转运使、知州、知县皆要用良吏，守护城池，安集百姓，又得要郡所屯之兵，掎角救应。再次说到这个要郡屯兵。
这份奏折给了赵祯很深刻的应象，于是以后不舍裁兵，而且在京西、京东、江淮陆续的增加禁军。
郑朗呈上一奏，在奏折里说道，之所以盗贼多，用兵使财政苦，加上灾害接踵而来，这才产生大量盗贼。又有官员怯弱无能，使贼势猖獗。京西有兵，多集中在洛阳以东，孟州、郑州、滑州、许州、陈州一带，一备契丹，二拱卫京城。京西路往西兵力是很少，但不是没有，襄州二营、邓州四营、汝州有十营！随州一营、商州一营，近二十营军队，况且还有大量厢军与衙役，盗贼起事之初规模并不大，多是几十人，请问这些官兵与衙役在哪里？
盗贼进入金州，金州兵力是很少，可盗贼数量同样很少，仅几百人，金州有城门有城墙，有衙役，还有百姓，大户人家的仆役，还有守城的武器，王茂先在干什么？开门迎贼，过份者，邓州顺阳知县李正己不但开城门迎贼，还备鼓乐，远迎数里之外敲锣打鼓，欢迎盗贼进入顺阳城作患。请问他们什么时候反抗过？或兵少，元昊寇泾原路，四万大军兵临渭州城下，渭州城中仅有两千余兵，岂不是兵力更少，西贼岂不是比盗贼更加凶悍，那么是不是要开城门投降？
增兵能解决问题？增再多的兵也没有作用！相反，驻兵越多，冗兵越重。冗兵重，导致兵士多，国家就无法善待，冗兵重，无法选良将，军队苛剥之事会更加繁多，冗兵重国费增加，百姓负担更重。前两者是兵士沦为军贼重要原因，后者是百姓沦为盗贼原因之一。
国家正在裁军，行疏导之策，弼为什么倒行逆施，采用堵塞之法？说不能因循守旧，这是何为？
不是增兵的问题，关健是朝廷怎样才能培养出来一支堪能使用的军队，而不是让军队成为酒袋饭袋之辈。将富弼一顿狠批后，又提出一个请求，允许他出兵陕州。
陕州三门盗匪劫粮，欲断陕西粮道，用心极恶。只要朝廷粮食不能到达陕西，饥民扩大，义军才能扩大。但事先诏书说好的，韩琦主管陕西路剿匪，郑朗主管京西路剿匪。所以郑朗的军队就在渑池的崤山，离陕州并不远，却不能越权进入陕州镇压。但韩琦事务更多，裁军、抚军、防边、抚民还要准备剿匪，人在长安，鞭长莫及。这才使盗贼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