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韩琦在万人瞩目中回到京城，范仲淹立荐国子博士许元。
郑朗也在注意此事。
在他心中去江南筹粮的最佳人选只有这个许元，无他，此人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实干家，十分会变通。
最有名的便是许元称钉与材料定额。
朝廷在范仲淹推荐下，让许元出任江浙荆淮制置判官，负责征收茶盐专营，向京师运送粮食。此人为吏强敏，尤能商财利，最善治财之术。到任后悉发江洲等县储粮，筹一千多艘船将粮食送到京城。实际没有那么简单的，导致北方缺粮，有郑朗所说的几条原因，大旱，节省军费使北方粮仓空虚，人力财力使江准粮运受阻。还有一个原因郑朗刻意没有说，由于军费激增，东南上供粮食多被折成钱银绢投放到西北，由西北从商人手中购粮，这是一次进步姓的举措。否则还象原来那样，官商勾结，利用茶盐引运粮去西北，粮价高昂，粮食质量差。因此此次两策参半，至少在粮食质量上有所保障。
但制度未确立，有许多弊端，正是因为许元的出任，为发运司扩张职权，确立籴买代发这一进步举措打下基础。甚至这种漕粮购买的方法为王安石以后的均输法提供了依据。
均输法步子迈得太大，漕粮购买却是一次有进步意义的政策。
不仅是购粮，北方旱情如火，还有船。漕船多是官办，也有少数是私办的，官办的抢时间，私办的只顾谋利，因此溯江而上的运粮船有许多船散架沉入江中，造成巨大的损失。
自古以来一样，沾到官方的，宋朝也不乏豆腐渣工程。
许元怀疑造船工匠与船主勾结，偷工减料，少用了铁钉，但没有证据。船坊主则认为木已沉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许元仗着官府的势力欺负百姓。面对众人的指责，许元突然来到船坞，拖出一艘新船，当场放火烧掉，从灰堆里拣出铁钉，全部过秤，发现只有用钉量的十分之一。许元大怒，立惩船坞主，杀一儆百。并以真实的用钉量作为今后每艘船的用钉量定额。从此工匠不敢再偷工减料，运粮船源源不断抵达京城，一路上也很少再发生船舶负重散架沉船的事件。
于是史书将在一定时间里完成一定的工作量，或制作一定的物品花费一定的材料，称为劳动定额与材料定额。
这是经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不过这也是宋朝，不以商为耻，包括欧阳修等士大夫，对许元极其欣赏，甚至相互和唱诗作，关系良好。不但此人有经济学的头脑，变通能力也十分突出，以前担任丹阳知县时，正好大旱，按照规定，当地练湖的湖堤不能开决的，以保证运河畅通，因此盗决湖者，罪比杀人。许元为了借湖水溉民田，不待报，决之引水，由是溉民田万余顷，岁乃大丰。上面责问，他说了一句话，便民，要怪就怪我一人。
正是此人在江南时任此职十三年，不仅改革了一些漕运制度，也将六路财赋顺利地送到北方，使宋朝得到一个最强大的倚靠。在世人心中，皆关注着欧阳修、包拯，但在郑朗心中，此人对国家的贡献作用，远比前者更重要。
没有范仲淹的推荐，郑朗也打算向赵祯推荐此人。只是借钱现在变得很困难，宋朝有钱的主很多，京城最少就能筹借一千万贯财帛，然而谁肯愿意再将钱借给朝廷，因此拖了很久，才将五百万贯钱帛凑齐，赵祯又从内库拨出一百万财帛，一共六百万贯交给许元。
钱多有底气，可任务比史上重，不仅是京城的粮食，还有山东的粮食，以及陕西的粮食。
许元上路了。
郑朗却在想一个问题，识人之能与用人之能。
牛人，眼睛也是牛眼睛，巨眼如烛，范仲淹的识人之能，天下无几人能及，比如武将中，他说葛怀敏不行，葛怀敏就不行，垂青狄青、杨文广、郭逵、种世衡，无一不是名将。所看重的韩琦、富弼、许元等，无一不是文臣中的杰出者。
但是没有用好人，马上就能看出来。
这一点与吕夷简颇有些差距，吕夷简什么时候用什么人，包括重用推举范仲淹去西北，富弼出使契丹，都是用人的最佳范例。然而范仲淹力荐韩琦却是一个败举。
也许从这一点，就能看到德艹，就能看到两者之间治国的真正差距。
宋朝，依然水深火热。
五月是江南的黄梅时季，北方受其影响少，但五月也是北方多雨的时候，然而老天一直不下雨。赵祯幸相国寺、会临观祈雨。然后在都党对辅臣说道：“自春夏不雨，岁时失望，盖因朕不德所致，但每天禁中疏食、精祈、引咎而己。”
绝对不是虚言。
士大夫们每天美酒佳肴，或偶尔大泡美妹，赵祯在皇宫中每天三餐却是不见荤腥。再加上批阅奏折，熬夜不进食物，身体越发的差。
郑朗低着头不说话，心中却在感慨万千。
章得象说道：“陛下奉天爱民，至诚如此，臣等备位衡弼，不能布宣善政，而过贻陛下之忧。”
如果是君子，章得象倒更象一个君子。
不是陛下的错，陛下做得很好了，以至今天，是我们做大臣的没有做好，使陛下担忧。问题的真正关健就出在这些士大夫的身上。
赵祯说：“朝廷细故，朕与卿等未当不留意，只是民间疾苦，尤须省察，有以利天下者，必行之。卿等必须持公心咨访，以合天意。”
范仲淹说道：“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