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是观潮的最后一天，岸上还有许多百姓，以及一些摊贩。
分开百姓，没有回去，而是到了南厢艮山门外，吴山脚下候潮门内侧的瓶扬河畔，就是杭州的市舶司所在，南边的海船码头也在此。
不在潮头冲击波上，但船主们一个个仔细地检查着缆绳，大潮一来，这里也多少受到潮水的冲击，甚至能使水面陡涨起两三尺高。
要出发的船只也早就离开，要进港的船只也早进了港。
不得不跟潮水走，月头与月中是大潮，船离港要在潮水平静之时就要离港，一旦下潮下到潮底时，潮水很急，船出江口速度虽快，可不易控制。进港也是如此，快要平潮之时进港。中潮时在潮中走，小潮时在潮头进港，潮尾离港。不但杭州港，附近的数州，包括秀越明皆是如此。
宋朝海上贸易这时还不是最发达的时候，港口有船，但不是万船并立，只有几十艘。
有的装满了货物，没有卸下来，或者没有离开。
有的是空船，象一个个庞然大物屹立在江面上。
富弼也跟了过来。
郑朗先站在江边看着这些船只。
多是五百吨上下的船舶，这是正常的大船，在大运河里运粮的粮船也渐渐向五百吨靠拢，也就是所谓的万石大船。但还有更大的，长江里有少数船舶达到上千吨，海上也有。
宋史记载中最大的船舶是宋徽宗出使高丽的客船，长约四十丈，深九丈，阔七丈五。浮于波上，巍如山岳。郑朗怀疑史书记载有误，按照这个尺寸，排水量会达到四万吨，载重量会达到两万多吨。
郑和宝船最大的船更大，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于是有人根据这一尺寸，将深度一扣再扣，也成了小型的航空母舰。
但是木质船结构最大承受能力是在排水三千几百吨，载重两千几百吨。
不知道古人，或者他的后人如何突破这个难题的。
没看到，不置与否。
但上千吨的船，他陆续见过不少，并且船越大，出事率越低，所以它的生命终点不在江河湖海底下，而是在船坞因老化被拆卸。因此后人很难从沉船大小看到大型船只的规模，比如打捞的南海一号，船长30.4米，宽9.8米，船身（不算桅杆）高约4米，载重可达六百吨，排水量可达八百吨。但在他眼下所看到海船当中只能算是中大型船只。
后面的工匠有没有技术造出那种巨无霸，并且能使它超越木海船的极限，挡住海浪的颠簸，郑朗不是很怀疑，记载的数据会夸大，但后世有人发掘出来长达十一米多的舵杆，两米多的绞关木，足以证明实船的庞大，万吨大约不可能，五千吨却不用质疑。
不用那么大的船，他关注的只是千吨船，只要千吨船的质量过关，下面他的一系列安排就能得以实现。
并且是最好的年代。
商业气氛发达，前代不可能，后代也不可以。
造船技术发达，往前去几十年，没有那么发达，往后去几十年，自己不管做什么，都会陷于党争之中，自己站在保守党一方，新党会将自己一切推翻，那怕自己能为国家一年盈利一千万贯。照样推！若站在新党一方，同理。
相对而言，朝堂比较清明，赵祯也不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换成朱元璋会想了，这个人怎么本事比我大，一想自己姓命难保。
还有对方的环境……不数，一数能数出十几条好处。
终是匪夷所思，只要让大家看到好处，马上李元昊要来恶搞了，一恶搞国家更需要钱，只要需要钱，反对的人不多。所以现在不能说，让一切成功了再禀明。
站在外面看了看，上了一艘船，也是港口里最大的船。目测了一下，长约近十三丈，宽近四丈，深多少看不出来，还有一半的货未卸下来。
但通过船帆，就可以证明西方人推测的木船极限很有可能不对。
西方先用单帆船，后用两帆船，也就是加勒比海盗里的船只，最后才是三帆船。
可此时宋朝的船三帆船成为主流，甚至少数船还有四帆五帆。主帆会高达十丈，不仅有这么高，还有转轴让它自由起倒，可以保持正风用帆，偏风起篷，逆风时可以从两舷和艉部放下长橹摇摆前进。仅一项转轴技术，足以领先了西方人八百年。
船主是一个倭人，但对倭国郑朗也谈不上什么仇恨，他是宋人，只站在宋朝角度考虑问题，北方的邻居们是几百年后的大害，东边与南边的邻居同样也不是一个好邻居。
通过通译的翻译，才知道这个倭人是倭国的一个贵族子弟，前后出海宋朝共达五次。
但说到这里时，言语有些闪烁不定，倭国也需要宋朝的铜钱，可宋朝市舶司查得紧，于是泊于明州不远的海面上，自有豪强驾小船出海，带钱购其货，往往得钱者，以一当十售之。然后空船进明州港或者杭州港购货回去，钱回国后更贵，谋利也更重。
对此郑朗并不追究。
与私盐一样，他们没有钱，强行阻止，是堵水之法，堵不了的。
先是跟宋人的船只来宋朝做生意，出海三次后，这个倭人才在泉州定制了这艘船。
提起泉州船，倭竖起了大拇指。
宋朝造船的地方很多，北方的凤翔、密州，南方的温、治、明、婺、苏、润、洪、吉、虔、抚、潭、鼎等州皆有官坞与私坞，但制造航海船只，还是雷州、泉州与福州最好。
泉州为翘楚，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