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菜？先前你与朕说的那茅棚绿蔬么？”
赵煦清楚地记得张正书到底做了什么，自然是闻弦歌而知雅意。
“回禀陛下，确是那茅棚绿蔬。”彭元量说道，“小的曾统计过，如今汴京城中绿菜，已然去到百钱一斤了，李家村的茅棚绿蔬日入百贯是常事，甚至可达到两百贯。因为绿菜充斥菜市，以往城中之黄菜价也升了不少，量也多了……”
赵煦一愣：“这不应该啊，这绿菜菜价升了，黄菜菜价应当降了啊？”
彭元量摇了摇头：“陛下，小的也不知为何，但菜价确实如此，今年百姓冬日要比寻常年间过得更好了些。这里面不知是何道理？”
要是张正书在这里，肯定会说得头头是道：这就是钱活起来的迹象啊，往年达官贵人哪里会把钱放在吃蔬菜上面？就算每天吃黄化的蔬菜，也吃不了几个钱。但是，只略带一点黄意的绿菜出现，那就不一样了。达官贵人嘛，不是没钱消费，而是不知道把钱窖里的钱用到哪里去。投资田地？可以啊，但你要能在开封府周围买得到才行。远了不喜欢，难以管理；近了价钱又贵又没人愿意出售。一来二去的，这钱哪里能流通得起来？
于是，达官贵人们只能去酒楼茶肆、勾栏瓦舍消费了。偏生宋朝的娱乐虽比前朝多得多，但那些都不是大额的消费。或者说，这些消费很难产生钱财的流动，流动到底层百姓那里。但大棚蔬菜不一样，首先蔬菜就是很贴近民生的产品，其次就是张正书给雇工的工钱挺高的。最关键的，自然是过年时节，有了钱的雇工，自然要消费了。
以消费带动消费，汴梁城乃至整个开封府的经济，突然就活了。
如果用后世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就是所谓的“节日效应”了。只不过以往的汴梁城、开封府底层百姓没多少消费能力，节日效应虽然有，但也不会过得太好。可今时不同往日了，张正书在李家村雇佣了上千人，再加上张家在汴梁城的商铺、报社、卖菜人手等等，垂直的雇佣人数已经差不多去到了一千五百多人。这么多人再带动的消费，已经足以拉动一座城市的经济增长了。
宋朝人对经济这笔账是迷迷糊糊的，隐约能明白点东西，却又不肯花心思去研究，自然看不破这个规律。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句话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后世经过实践了之后提炼出来的道理。然而，让宋人去理解这句话也太难了点。
赵煦就懵了，他一直以为轻摇赋税，平抑物价，百姓就能安居乐业。怎么事实却并非如此？
实际上，宋朝的赋税确实不算太重，因为徭役都可以用钱抵消。
然而，宋朝的税收却很奇怪。例如熙宁年间，开封、襄州、唐州、邓州等地一百亩的新开垦田地，朝廷只收四亩的税，后来打算收到二十亩的税，即二十税一。当然了，那些言官们不干了，开始为民诉苦报不平，即所谓“民间苦赋重”，结果朝廷根本就无法增税，只能一百亩之田继续收四亩之税。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这些言官们的屁股不正。朝廷已经没钱了，却还是只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想增加税收。哪怕朝廷实行两税制，也就是夏秋两收，也没法增加太多收入。
鼓励开垦嘛，哪个朝代都是这么做的。
可官员又是地主，哪里肯交那么多税？
交税这件事，很明显就转移给了佃户、自耕农。哪怕是二十税一、三十税一，折合成夏秋两收，也是等于十税一、十五税一了。再加上各种杂税、佃租，佃户交税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一半。这个税收，哪怕是在历朝历代来说，这个隐形的税收都很重了。
问题是，压力都转嫁给了佃户、自耕农，那地主呢？基本不承担税收，哪怕农税只占了宋朝税收的三成多，可这种畸形的税收比例，已经埋下了足够大的隐患了。
如果给张正书来执政，张正书肯定会一手刀枪，一手税单，把地主强加在农民身上的税赋给减轻，逼迫地主交税。这个模式是不是很熟悉？不错，就是后世米国的国税局模式。在后世的米国，不管是黑白两道，还是平头百姓，最怕的不是警察，不是fbi、cia，而是国税局。要知道，国税局可是掌控武力的。换而言之，这是一群持枪上岗的税务官。武力催税，你敢不交税？他们能开着坦克到你家门前，分分钟教你做人！
在百年催税行家，米国国税局面前，只有税收一件事，不知道多少人栽倒在他们手上。可以说，只要米国国税局想查你，连你祖宗十八代都能查得一干二净。
可惜，宋朝皇帝都太软弱了，凭空养着那么多兵都不懂用。
赵煦也无法接受这个模式，满朝官员也会竭力反对的。在那些文官看来，他们可是道德典范啊，怎么可能偷税漏税逃税？还用武力催收税赋，这是有辱斯文的事！他们还能煽动舆论，逼迫皇帝让步。
冗兵、冗费、冗官，并非一日而成的。宋朝是根基，就是这样一步步被腐蚀的。
贪婪的文官，假仁假义的地主，就是大宋的掘墓人。
看看宋朝此起彼伏的起义就知道了，官员还没有问责制度，大不了换个地方再捞钱。
畸形的税赋，让大宋雪上加霜。要不是王安石改革了一下，充实了国库，恐怕宋朝连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了。但王安石也因此得罪了天下地主和无数同僚，怪不得他下台后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