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这件事情，自然有其内在原因，但是也有外在的推手。”叶开真心不愿意多说这方面的事情，虽然说他们老叶家事实上也是最终受益者之一，这一次获得的蛋糕中就有石油和移动通讯这样的大块儿。
所谓改制二字，就已经把情况说的很清楚了，那些纠结于姓公姓私的人，其实都是多余一问，因为在事实上进行了转变之后，再问这些问题，真的有点儿二。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国家的整体经济力量肯定是有所上升的，同时也出现了富人阶层，但是就传统势力范围的官员阶层来说，并没有获得很多的实惠。”叶开解释道，“但是根据国外的经验来看，富裕阶层更容易拥有问政的权利，所以为了保证证券不变色，保证大多数官员阶层的利益，必要的改革是不可少的。”
“所谓的分蛋糕，实际上就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叶开说道，“让大部分财富的所有权发生变更，成为官僚阶层的私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现在一说就是某某某家族？实际上这个家族所代表的是一群人的整体利益，并非只是一家天下。”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是向私有制过渡了？”谢君玉问道。
她对于私有化并没有什么恶感，因为她本身就出身于巨富之家，大华谢家资产巨亿，在国内也算是数得上的商业大家族，要不然的话当初她哥谢君豪也不至于在京城里面混得那么牛逼，要不是碰到了叶开，还真没有多少人治得了他。
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谢君玉认为私有化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他们谢家的资产，也是老一辈人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并不是大风刮过来的。
“事实上，现在很多人都盼着私有化。”叶开点头说道，“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自然不希望自己的财产也像几十年前一样，被人给没收侵占，最后共产了。所以从制度上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这倒是真的。”一同来明珠的管委会副主任冯青霞就表示，“实际上每个朝代的更迭都是一个轮回，大家开始的时候是均平富，劫富济贫，就是所谓的共产，这是笼络人心的惯用做法，但是当政权稳固之后，豪强地主阶层就开始出现了，通过官僚体制最终发展为官民对立的形态，当然就需要严刑峻法来维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所以只要是经济发达了，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叶开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其实私有化不是什么坏事儿，但凡是通过合法劳动换来的财富，是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的。”叶开说道，“但是现在有一些人，本身并没有创造什么社会财富，他们把私有化说成是打破垄断，主要是避人耳目，减少阻力，其实他们心里何尝不明白所谓私有化的真正含义，只不过一方面要掩饰起变卖国有资产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为将来顺理成章变卖国有资产打下伏笔，所以才既坚持使用私有化这个词同时却说它是打破垄断的意思。”
正如同叶开所言，他对于那些真正能够通过自己的手段创富的人们，是保持了足够的尊重的，但是利用体制的漏洞盗取国家财富的人，甚至是不惜为了自己的利益，制造体制漏洞来盗取国家财富的人，显然就不是什么值得尊重的人了。
可以说在整个9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并没有什么体制上的巨富型官僚，即便是身居高位者，也不过就是利用手中的关系网络，落点儿人情，落点儿实惠而已，真正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敛财的做法，绝对是极为少数的。
当然了，国企体制改革也确实有其必要性。
当时讲国有企业改革，说的都是所有者缺位什么的，根本没人提垄断什么的。当时的人把这看作是国有企业的死穴，抓住这一点就足够了，别的方面很少理会。
90年代的地方和中央财政，可能问题都很大，地方政府确实头疼不已，而辽东国企在90年代的迅速的整体没落更是让人感到非常吃惊。
特别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的大量三角债，给政府和社会造成了很大压力，辽东几乎天天都在讲清理三角债，三角债也是把很多企业拖垮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企方面积攒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90年代中一起爆发出来了，最后迎来了90年代后期的大规模国企改制和国退民进。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叶开就认为当时改制是必要的，但是方向错了。
就如三角债问题，实际上是制度问题，归根究底是法制不完善的问题，上层建筑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却来摆布下面的企业，这显然是问道于盲，或者说是有意为之。
毕竟，在所有的国企都陷入三角债危机之后，某些人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讲一句，哦，你们看看，这就是国企弊端嘛，不改不行了。
“计划经济肯定是不行了，但是缺了计划经济更不行。”叶开说道，“事实上国内很多人都喜欢走极端，这个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一部分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避谈儒学，尤其是反对中庸之道，认为这个思想是糟粕，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中庸之道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案，过犹不及，国内的很多事情都是做得过了，所以才惹来这么多的麻烦。”
“假使在开国之初，除了大部分高端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外，保留最基层的民营经济同时存在，相信现在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