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回到北京，是因为这是除了重庆以外，我最熟悉的城市。整个大学四年，我都在这里度过，比别处更让我有安全感。不忍向父母透露一星半点我回来的消息，若让他们知晓我的境况，恐怕那已是沧桑的面容，又会平添几道沟壑深纹。
还在迪拜的时候，我就已经通过上预约挂号的统一平台，在上完成了挂号。过了没多久，便按照预约时间，自己一个人去了医院。
看到周围有男人陪伴的女人们，若说不酸楚，的确是不可能的。我明显比科室里的大多数女人看起来年轻，因而受到了众多或同情或鄙夷的目光。
“小姑娘，一个人来的呀？”一旁看起来三十出头的妇人开腔，手边挽着她的丈夫。
“是。”我浅淡地答。
“看起来挺年轻，结婚了吗？”
“没有。”这次，我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你男朋友呢？”她的声音里带着深刻的怜悯，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不再搭腔，别过头，鼻尖却不自觉酸楚了。
那妇人还在喋喋不休，替我嗟叹不已：“唉，傻了吧。以后要学会保护自己，遇到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太可怜了，肠子都悔青了吧？”
我没有义务回答她，起身换了个座位，远离无休无止的聒噪。
后悔吗？我问自己。不，我不后悔。今次我独身坐在医院的长廊，虽然悲伤，却不觉得羞耻。为他付出的爱与慷慨，从不觉得有任何可惜。但如果重来一次，我不会选择在他结婚后继续放任自己。因为那时候，不仅关乎我们的爱情，还关乎我的道德、他的信仰，最初的纯美，已万劫不复。
医生按照惯例对我的身体进行了检查，确定我符合手术条件后，将手术时间预约在了三天后。
等待的日子里，不想把自己关在冷冷清清的宾馆，便在医院附近寻了一处小型的四合院，住了下来。
迪拜没有四季，到了北京，才觉出现在已是春天。房东是一对很和善的老夫妻，虽然我只是暂时短租，却依然待我亲和，不失为孤寂行程的一抹温暖。租的房间并不大，但是房客们能够共享一个大院子，摆满了沙发和坐垫，可以自由地坐在这里发呆。
四合院里种着几株紫丁香，在微痒的空气里散发着浓郁的香气，随着煦暖的风吹在脸上，香得人闷头闷脑。等待的时间里，我便整天整天地坐在院子里，闻着醉人的甜香，借着麻木的发呆对抗思念和悲楚。这种痛极反痴的面目，蒙蔽了本该大开大阖的心境，只让饱满的春意流盼。而我是万物盎然之中一株即将枯死的植物，美丽，却奄奄一息。
连翩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迪拜的黄昏是北京的黑夜，因而每次她给我拨来的时候，恰好能缓解月下难寐的伤怀。
“你确定不要我告诉他吗？”连翩反复追问我。
“我确定。”我也反复回答着。
连翩沉默了半晌，说：“我今天在学校遇见他了，他叫住我，问我你怎么好些天没来上课。”
我的心禁不住动了一下：“你怎么回答的？”
连翩忿忿道：“我很想跟他好好说话，但一开口，还是没忍住冷嘲热讽，把他骂得面色铁青。”
我的嘴角抽了抽：“然后呢？你告诉了他吗？”
“唉……”连翩长长叹了一口气，“汐汐，我很想告诉他的，可是我最终还是没有。看着他关心你的样子，我明白你们依然感情匪浅。或许你是对的，如果他知晓了，事情恐怕不会这样简单地了结。现在我也分不清，到底怎样才是对你好，怎么才是对你不好。不忍心见你一个人扛下，更不忍心把你再跟他牵扯到一起。”
我的身体瘫软了，说不清是放松还是失落。眼前清晰地闪过穆萨的脸，把手放在自己的小腹，感受着这份生命初初形成的温暖。
我也舍不得它，可是，我别无选择。
手术之前的那个夜晚，内心的惶恐突然抵达了极致。我握着电话，手指停留在穆萨的号码上，颤抖不已。我可以脆弱一下吧？可以给他打一通电话，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问候一下吧？心中的两个小人在激烈地抗争，把我的心搅得天翻地覆。可是最终，我还是关掉了手机，把自己藏在被子里，独自消耗。
第二天，我如约来到了医院。也如约，让这个生命从我的腹中消失。
心中隐隐期盼着的某些奇迹，并没有出现。
他不会次次都从遥远的迪拜追到中国，他对我的耐性和爱意，或许已逐渐在时光中消磨减淡。就连我自己也知晓，就算他再次追来，我也不愿继续用那种莫名其妙的身份呆在他身边。
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成长路上的每一步，势必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任何人都可能堕入窘迫与绝境，但在最黑暗的时刻，一个人仍需以尊严的方式去承受。
手术过后，我比自己想象中更痛苦，却也比想象中更坚强。那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无数次掏空了我，又无数次被强硬地填满。我在四合院里修养了一个周，每天坐在院子的靠椅上，和老人聊聊天，陪一只叫做三胖的猫晒太阳。三胖就那样懒洋洋地窝在我的腿上，总是微醺着眼，一副睡不醒的样子。我也便学着它，假装自己在阳光下蒸发。
修养的最后一天，我接到了尹千言的电话。她不知道从哪儿知道我回了国，竟是想邀请我去参加她和严华在北京举行的小型婚礼。
二婚还要办婚礼吗？我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