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永丰）人。朝廷重臣，北宋著名文学家，宋代散文改革运动的首要人物，他的文章畅达平易，曾巩，王安石，苏轼等深受其影响，他的诗词清新自然，史学成就亦很突出。
欧阳修幼年孤贫，依叔父家于随州。天圣八年（1030年）举进士，擢甲科，调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交游，开始为“古文”，已负文名。景祐元年（1034年）入朝，为馆阁校勘。这时，范仲淹以言事被贬，在朝诸人如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等纷纷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贬。于是欧阳修写了《与高司谏书》，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欧阳修也被贬为夷陵令。贬官夷陵，对他颇有好处。他后来在《与焦殿丞书》里说：“某再为县令，然遂得周达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为益。”又洪迈《容斋随笔》卷4记张芸叟与石司理书云：“顷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每听欧阳文忠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之论，于行义文史为多；唯欧阳公多谈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请：‘大凡学者之见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为欲闻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谕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时才，异日临事，当自知之。大抵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贬官夷陵，方壮年，未厌学，欲求《史》、《汉》一观，公私无有也。无以遣日，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以无为有，以枉为直，违法徇情，灭私害义，无所不有。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当时仰天誓心曰：‘自尔遇事不敢忽也。’是时苏明允父子亦在焉，尝闻此语。”这段记述又可为欧阳修贬官之后“周达民事，兼知宦情”的旁证。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复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辟欧阳修为掌书记。他笑而辞曰：“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知谏院。这一年范仲淹参知政事，施行新政。欧阳修身居此职，于是连上奏疏，对于内政外交，无不极谏。现存于《奏议集》中知谏院时的奏疏多达 10 卷。这些奏疏都是庆历新政时期的重要的政论文章，所论者都是针对时弊的当务之急。
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又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权真定府事。在这期间，他便进一步调查情况，又写出《河东奉使奏草》、《河北奉使奏草》。在《河东奉使奏草》中有《条列文武官材能札子》，还有《论不才官吏状》，对于吏治得失，论述极详。与此同时，欧阳修对于西北边患，也曾多次上书。他就在《论乞与元昊约不攻唃厮啰札子》中说：臣自去年春，始蒙圣恩，擢在谏列，便值朝廷与西贼初议和好。臣当时首建不可通和之议。前后具奏、状、札子十余次论列，皆言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利害甚详，恳切亦至。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采臣说。今和议垂就，祸胎已成，而韩琦自西来，言和有不便之状；余靖自北至，始知虏利急和之谋。见事何迟？虽悔无及！当臣建议之际，众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诚难力夺众议。今韩琦余靖亲见二虏事宜，中外之人亦渐知通和为患，臣之前说，稍似可采。但愿大臣不执前议，早肯回心，则于后悔之中，尚有可为之理。可以看出，欧阳修对于重大的军事问题，也曾十分认真建议。在当时的和议问题上，具有眼光，力排众议，坚持己见，作为一个谏官，知无不言。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不可言和，就不免用兵。欧阳修一面反对言和，一面主张备战。对于军事，他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相继罢官、外放，新政失败。这时欧阳修正在河北都转运使任上。他一面“自劾乞罢”，以“同其退”，一面上了一封《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此状一上，欧阳修遂为“群邪”所恶，造谣诬陷，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到了滁州，欧阳修对于政治风云之险恶似乎有所觉悟，初以“醉翁”为号。但他胸怀旷放，并不怨嗟。在《与尹师鲁书》中写道：“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不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又说：“因此戒安道（余靖），勿作戚戚之文。”
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徙知扬州。元祐元年（1049年），移知颍州。一年之后，又留守南京。至和元年（1054年），召判流内铨，旋改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嘉祐二年（1057年），知贡举。《宋史》本传说：“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欧阳修一知贡举，即痛抑“险怪奇涩之文”，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关于此事，沈括《梦溪笔谈》也有一段记载：“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歙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力也。”
嘉祐三年（1057年），欧阳修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拜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