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伙计转头瞅了眼外面,冲我笑道:“是黄老爷家门口的那个灯吗?他呀,早不在这儿住了。”
我心下一沉,呵呵了两声,又道:“那搬哪儿去了,这地方,这楼房不是挺好吗?”
伙计道:“好是好,日本人一来,全家都跑了……”
我心下一沉:“跑了?跑哪儿去了?”
那伙计道:“重庆呗,老爷子,当兵的儿子,还有开钱埔的那个女儿女婿,十多口子人呢,光汽车就来了三辆,还有马车。”
这他娘的,我们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济南府,而三麻子的仇家一翅膀又刮到千里之外去了。
“不过,”那伙计瞅瞅窗外,冲我小声道,“他那个原本在市政府的儿子留下来了……”
我闻听,心头猛地一振,忙问:“他留下来干啥?难道不怕鬼子杀了他?”
“切,”那伙计一撇嘴,道,“人家现在是济南府的警察局副局长了,鬼子眼里的大红人,我听说他太太跟日本人,嘿嘿……”
伙计说着朝我挤了挤眼,刚要再说啥,忽听下面有人在叫,伙计忙冲我打了个招呼,匆匆地出了屋。
我坐在椅子上皱眉捋了捋思路,觉得这是一个重大情报,必须尽快向三麻子汇报一下,至于下一步该怎么行动,由他定夺了。
我草草夹了几筷子鱼,喝了杯热乎的老酒,便下楼结了帐,乘黄包车返回了“雅科夫”宾馆。
来到二楼房间,那个契科夫也在,正和三麻子在说着什么,见我进来,彼此点了下头,出去了。
我回头瞥了眼契科夫的背影,心想,难道今晚三麻子又要找女人?这活偶尔干干行,天天这么造就真抗不住了,那些个白俄娘们,真特么疯呀,一屁股能把你砸个半死。
“探听的怎样?”三麻子坐在椅子上,冲我问道。
我转过头,走到床边坐下,详细地汇报了情况,说是详细,其实是把那酒馆伙计的原话复述了一遍而已。
三麻子听完,皱眉道:“跑重庆去了?”
“是啊,那伙计说只他那个原来在政府里的儿子留在这儿。”我重复道。
三麻子眯眼不吭声了。他在想心事,我也不便打扰,就去了卫生间。
等我洗漱出来,三麻子似乎想好了计策,对我道:“郭子,这事还得你出去跑啊。”
我一愣:“还跑啥?去重庆?”
三麻子摇了摇头:“那么远,咱怎么去,不急,还是先把这个黄金宝拾掇了吧,一个一个挨着收拾,反正咱有的是时间。”
他说的黄金宝,应该就是黄福贵留在本地的二儿子。但人家现在是伪警察局的副局长,有枪有势的,我们也近不了他的边呀。再说他长啥模样,家住哪儿,都是未知数。
“所以,你要把这事搞清楚,”三麻子道,“为了方便起见,我让契科夫找了一个白俄摄影师,等会让他过来,给咱俩拍个照,让契科夫把良民证办出来。这样,在街上就不怕鬼子查了。”
三麻子要我去打听黄金宝家的住址和出行规律,这事也许并不难,但总的费番周折。
下午,契科夫带着人来房间给我和三麻子拍了照片,晚上就把良民证送过来了。也不知他们是通过啥关系搞到的,或者是假证?
三麻子告诉我,从今以后,起码在济南府的这段时间里,我不姓郭了,改姓马,叫“马猴子”,家是青州马家村的。
他叫马天宇,也是马家村的,跟我是叔侄关系。来济南是做买卖的。
我靠,这名起的,一听我就是个阿猫阿狗式的小人物,而他的名字则高端大气上档次,牛逼闪闪放光彩。
我嫌这名太难听,想跟他换换,实在不行叫“马大哈”也比猴子这名好听呀,关键是,我油头粉面,西服革履的,乍看绝对是个有地位有身份的富家少爷,起码也是上过洋学堂的,可这名字,对外根本拿不出手呀。
但三麻子一瞪眼,骂道:“这都是有籍可查的,哪敢随便改,就这么叫着吧。”
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三麻子又让我换上原来的那身破烂黑袄裤,去市区纬三路警察局那片儿溜达探听黄金宝的消息。
这次,不充有钱人了,假装是个乡巴佬。这妆扮和身份,跟良民证上的名字到般配。
我一路打听着来到伪警察局附近,远远望见警察局门口站着四五个背着枪的警察在晃动,院门西侧还有个岗楼子。
我这身份也不敢靠近呀,当然也是做贼心虚。
就沿街溜达到一个在街边摆摊卖干果的小贩前,先买了半斤瓜子磕着,蹲在他旁边,看着院门口进进出出的车辆和警察,跟那小贩闲聊了起来。
那小贩约五十多岁的样子,一口大黄牙,戴着磨没了毛的狗皮帽子,黑棉袄也都露出了棉花,不过他很健谈,大约小贩都这样吧,要不做不了买卖。
据他说,这警察局刚成立还不到俩月,现在正是招兵买马的时候,所以里面很忙。
我不想听这些,只想搞到那个叫黄金宝的副局长的底细。
为了不使他烦,便又买了他半斤大枣,吃着,听他神侃。
而小贩一见财神爷在此,话匣子也打开了,就把自己所知道的姓黄的副局长的情况和盘托了出来。
说那黄局长(副)能从民国政府的一个科长腰身变成日本人成立的济南警察副局长,全是他太太的本事。
他太太今年三十多岁,上过燕京大学,会三国语言,其中就会日本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