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岁数已经不小了，他这个年纪的人，一般来说早在这通电话之前两个小时就已经上床睡觉了。我突然的去电，本身是一种特别不礼貌的行为，但是我故意等到这么晚才打，并非没有理由，而是为了告诉赵老，眼下的事情已经非常紧急，急到我不得不这么晚给您打电话了。
电话在响了七八声之后才被接通，从赵老的声音判断，他的确是已经入睡了，我吵醒了他，他的声音感觉挺没有精神的。我告诉赵老我们目前遇到的情况，尤其是杨洪军的那件事。现在警察内部准备要调查革职杨洪军，可他一旦下课，我和马天才就有可能遇到危险了。
赵老告诉我，早在几天前杨洪军就亲自给他打过电话说了这件事，由于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许多年，这期间公安局的领导人事换了好几波，本以为不会再有人提起，可这世上还真是没有不漏风的墙啊。赵老说，杨洪军口中那个另外一个知情的警察，现在已经下海经商的那位他也认识，这些天自己也在想办法寻找对方回忆一下当初说这件事的时候，在场都有哪些人。得到的回馈是那是几年之前一次宴请北方某个集团老总的时候，喝多了酒就把这件事给说了出去，只不过当时杨洪军的这名知情人也并没有指名点姓说那个人就是杨洪军，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些事情在如今信息高速发达的时代，是很容易就查得到一些线索的。可现在却不能因此去判断这个北方集团的高管就是跟这莲花堂有瓜葛的人。
我告诉赵老，我们现在抓获的两个犯罪分子背后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国际信息公司在负责转账等事宜，请赵老记下了这个公司的名字，看看这家公司是否跟那个所谓的北方集团有一定联系，倘若是有的话，基本上就事实清楚了，接下来就是要证明的问题了。
赵老在挂上电话之前跟我说，让我放心，顺其自然就是了，他这边会想法子和现任的分局领导商讨一下，并非是要掩盖杨洪军早年犯下的错误，而是对给杨洪军一些时间，不要这么快就急着把他给办下去。赵老还说，杨洪军前几天电话里也说了，只需要把莲花堂的问题查清楚，他会主动辞职，并为当年自己的犯罪承担责任。
赵老在电话里的语气就我能够想象到的那种老人的语气，大听起来还是会有些担心。毕竟已经退休这么长时间了，就算人家肯卖面子，但也不会置国法于不顾，听赵老的口气，延长杨洪军的在岗时间并非是不可能，而是比较难办而已。
眼下看来，似乎也没有别的法子了。我的这通电话也突然变得意义不大了。
第二天中午，杨洪军在群里问我和马天才是否要来警察局一趟，今天下午那律师就要来，你们可以看看这家伙到底是什么货色。我率先答应了，马天才随后也说要来。自从几天前杨洪军在审讯室外面跟我说了一些这个律师的基本情况之后，我便对此人在没见面的情况下有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感。我虽然无法对他做些什么，但是如果能够让我亲眼见一见这家伙，根据我掌握的摸骨术，我能够把此人断个七八分。倘若有机会的话，看看能不能找到他的弱点，然后让杨洪军想法子对其施压。
这有点卑鄙，我当然知道，可事已至此，我们也没办法君子下去了。
于是我午饭也没在家吃，就直奔了公安局而去。到了杨洪军的办公室，他正在翻阅着先前对那两个犯人的审讯记录，他告诉我这些内容等一下是都要让律师过目的，所以自己要先看一看，如果这个律师寻找漏洞对我们发难的话，我们要提前想好怎么应对才是。
我问杨洪军，这个律师真的就有那么厉害，厉害到你们诺大的司法系统都对他没办法吗？杨洪军听我这么问，于是合上了手里的卷宗，接着对我说道：“这个律师岁数比我大了差不多一轮，现在已经五十岁左右了，曾经是中国七十年代教育制度的牺牲者。国家在经过一系列变革之后，重新恢复了高考，他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拿到律师资格证的第一批律师。专业知识非常渊博，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找不到的，即便是明面上的证词和证据不具备，此人还会想方设法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去制造一些旁证出来，这些旁证虽然单一并不能够说明什么，但如果数量多了起来，就可以推翻原有的论据，所以他是个很大的绊脚石，却无法除掉。”
我问杨洪军，这人一贯以来都是如此吗？他保护犯罪分子逃脱法律制裁，同行们就没什么说法吗？杨洪军说：“我早年就跟他有过正面交道，此人的感觉怎么说呢，比较冷血无情吧。受害人的家属无论哭得再凶，再动之以情，他也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我才说他是个拿钱办事的小人。至于律师行业里的其他同行，自然是非常看不惯此人，但也没有办法，既然大家都不愿意替那种明摆着要输的重刑犯辩护，那他偏偏不信这个邪，专挑这种有难度的案子来打，久而久之，反倒是这一块市场，被此人给几乎垄断了。”
杨洪军还告诉我，这个律师姓白，名叫白德平。主要的活动范围还是在北方，不过近年来由于有些恶名昭彰，很多坏人犯了案，但凡拿得起钱的，都想要请他来帮忙辩护，包括我们市内，十几年下来，从他手上救走或者轻判的重刑犯，已经不下十人了。以至于到后来每次这个白律师到了警察局来，大家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