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在郊外工人区的上空，在充满煤烟和油臭的空气里，当工厂的汽笛震颤着吼叫起来的时候，那些在睡梦中还没有得以使疲劳的筋骨完全恢复的人们，满脸阴郁的，就好像受惊的蟑螂似的，从那些简陋矮小的灰色房子里走到街上。在寒冷的微光里，他们沿着没有铺砌的道路，朝着工厂中那一座座高大的鸟笼般的石头房子走去。在那儿，工厂正睁开几十只油腻的四方眼睛，照亮泥泞的道路，摆出一副冷漠自信的样子等着他们。泥泞的路在脚下扑哧扑哧地响着，时不时发出嘶哑的说梦话似的喊叫声，粗野的叫骂恶狠狠地撕碎了凌晨的天空，然而，对于他们，扑面而来的却是另一种声响——机器笨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怒吼。高高的黑色烟囱，就像一根很粗大的手杖耸立在城郊的上空，那颤动的样子，阴沉而肃然。
傍晚时分，太阳落山了，它的血红的余光照在家家窗户玻璃上面，疲倦而忧伤地闪耀着。工厂从它石头般的胸膛里，将这些人抛掷出来，好像投扔无用的矿渣一样。
他们，面孔被煤烟熏得漆黑，嘴里露出饥饿的牙齿，沿着大街走着。这会儿，他们的说话声有点兴奋，甚至是喜悦——一天的苦役已经做守了，晚饭和休息正在家里等着他们。
工厂吞食整整一天的时光，机器从人们的筋骨里榨取了它所需要的力量。一整天的时兴就这样毫无踪影地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们却向自己的坟墓又走近了一步。但是，他们看着眼前的享受——烟雾弥漫的小酒铺里的歇息和快乐——还是觉得满足。
每逢节假日，他们睡到上午十点左右，然后，那些老诚持重、有家小的人们，换上了比较整齐的衣服去做弥撒。一路上，他们骂着年轻人对宗教的漠不关心。从教堂回后，吃过了馅饼，就又躺下睡觉——一直睡到傍晚。
成年的劳作，使他们丧失了正常的食欲，为了能吃下饭去，他们便拼命地喝酒，让伏特加强的灼热来刺激他们的胃口。
入夜之后，他们懒散地街上逛荡。有穿套鞋的，即使天不下雨，也把套鞋穿上。有拿雨伞的，即使天上出着太阳，也把雨伞拿上。
他们相到碰面的时候，总是说工厂，谈机器，骂工头——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有的谈论，都是和工作有关的事情。在这枯燥的千篇一律的日子里，拙笨而无力的想法有时也会发出孤独的闪光。回到家里就跟老婆吵闹，常常是拳打脚踢。
年轻的则下酒馆，或者轮流在各家举行晚会，他们拉起手风琴，唱着放肆的小曲儿，说些下流过瘾的话，跳舞，喝酒。劳累的人往往容易喝醉，醉了之后，满肚子无名的火气，立刻就沸腾起来，寻找着暴发的机会。一旦有了这种可以发泄一气的机会，他们便抓住不放了，哪怕是为了一丁点儿小事，也就像恶兽一般凶狠地撕打起来。往往是头破血流，有时打成残废，甚至把人打死。
在他们日常的交往中，最多的则是一触即发的怨恨，这种感情，和那不能得以恢复的筋骨上的疲劳同样地年深月久根深蒂固。这些人一生下来就从父亲那儿承袭了这种灵魂的疾病，它你黑影似的一直伴随他们从小到大走进坟墓。在一生之中，是它叫他们做出许多令人生厌而又毫无意义的残酷勾当。
每当到了休息的日了，年轻人总是直至深夜才肯回家，他们之中，有的撕破了衣服，浑身上下沾满泥巴和灰土，脸上带着伤痕，幸灾乐祸地炫耀自己对伙伴的殴打；有的则满心屈辱充满愤恨；有的委屈地挂着眼泪；有的灌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一副可怜相；有的垂头丧气，看上去叫人讨厌。
有时，也有些小伙子被他们的父母生拉硬拽地拖回家去。他们在路旁围墙跟下，或者什么酒馆里找到醉成烂泥的儿子。立刻破口大骂，抡起拳头照着那被伏特加灌软了的有气无力的儿子就狠命地揍，之后，把儿子带回去，好歹马凶们将就到床上睡觉算是了事，因为第二天早晨，当汽笛像黑暗的洪水在空中流过怒号不止的时刻，还得叫醒他们去上工。
尽管他们很凶狠地打骂自己的儿子，但是在老年人看来，小伙子们的酗酒和打骂是完全合理的现象——因为这班父辈们年轻的时候，也是同样地酗酒和打架，也是同样地受他的父母的殴打。生活从来都是一样的——它平缓地像一条混浊的河流似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知流向何方。他们的全部生活被那年深日久牢不可破的习惯所束缚，每天所做所想的大都是重复老一套。所以说，他们之中没有人想改变眼前这种生活。
有时候，也有些外地人到这城郊的工人区。
起初，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是陌生人而受大家注意，后，听他们讲起他们从前工作的地方，稍微引起了人们一点表面上的兴趣。过了一些时候，那些新奇的东西便从他们身上消失了，于是大家就对他们习以为常了，他们就再也不引人注意了。听了这些人的话之后，他们知道了工人的生活在哪儿都是一样的。既然都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然而有时候，陌生人说一些人们从未过的工人区的新闻，大家也不和他辩论，只是半信半疑地听着。他们所说的那些话，在一些人心里惹起盲目的愤怒，在另一些人心里引起了模糊不清的焦躁，在第三种人心里，有一种对于朦胧事情的淡淡的期望，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为着要驱散那种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