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国人立身处世的态度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其结局必然是整体利益受到损害。尽管人们只希望自己的行为对自己无害，并不想对他人有利，最后却造成了“双输”的结局。
在博弈论中，“智猪博弈”是一个著名的纳什均衡的例子。假设猪圈里有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头有猪食槽，另一头安装着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按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但是谁按按钮就会首先付出2个单位的成本，若大猪先到槽边，大小猪吃到食物的收益比是9∶1；同时到槽边，收益比是7∶3；小猪先到槽边，收益比是6∶4。那么，在两头猪都有智慧的前提下，最终结果是小猪选择等待。
实际上小猪选择等待，让大猪去按控制按钮，而自己选择“坐船”（或称为搭便车）的原因很简单：在大猪选择行动的前提下，小猪也行动的话，小猪可得到1个单位的纯收益（吃到3个单位食物的同时也耗费2个单位的成本，以下纯收益计算相同），而小猪等待的话，则可以获得4个单位的纯收益，等待优于行动；在大猪选择等待的前提下，小猪如果行动的话，小猪的收入将不抵成本，纯收益为-1个单位，如果小猪也选择等待的话，那么小猪的收益为零，成本也为零，总之，等待还是要优于行动。
“智猪博弈”故事给了竞争中的弱者（小猪）以等待为最佳策略的启发。在博弈中，每一方都想方设法攻击对方、保护自己，最终取得胜利，但同时，对方也是一个与你一样理性的人，他会这么做吗？这时就需要更高明的智慧。博弈其实是一种斗智的竞争。作为一门学科，博弈论就是研究不同主体之间相互影响行为的一种学问。或者准确地说，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学问，因此也有人把它称为“对策论”。
某大学公开招聘两名教授，姑且称之为a教授和b教授。一个是教经济学的，一个是教会计学的。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有两人获得机会，a和b之间接下来的事，又是一个有关“智猪博弈”的演绎。
会计学教授的工资是5000元/月，而经济学教授的工资是3500元/月。a、b两教授具有相同的学历背景——会计学硕士，同时又都有经济学的教学经验，a教授的会计学教学经验优于b教授。
依一般人的想法，知识就是金钱，知识越多，工资越高，a教授理所当然地会获得会计学教授职位。这就是我们这些聪明人的天真之处，殊不知现实并非如此。
因为b教授知道市场行情，而且知道目前不可能有新的竞争者加入。因此，在与教务主任谈判时，极力否认自己具有经济学的教学经验，甚至说如果让他去讲授经济学会误人子弟，与其这样，自己宁可不要这份儿工作。
而a教授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一开始就和盘托出，甚至大谈特谈自己的经济学教学经验。事情到此为止，我想每个人都看出了门道，学校不可能重新招聘，而两个教授也都不可能随便丢掉到手的美差。最终的结果就是b教授获得了会计学的教授职位，而a教授只好退而求其次，教授经济学。
在我们的企业中，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所以每次不论多大的事情，加班的人总是越多越好。本来一个人就可以做完的事，总是会安排若干个人去做。这时，“三个和尚”的现象就出现了。
如果大家都耗在那里，谁也不动，结果是工作完不成，挨老板骂。这些常年在一起工作的战友，对对方的行事规则都了如指掌。“大猪”知道“小猪”一直是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而“小猪”也知道“大猪”总是碍于面子或责任心使然，不会坐而待之。
因此，其结果就是总会有一些“大猪们”过意不去，主动去完成任务。而“小猪们”则在一边逍遥自在，反正任务完成后，奖金一样拿。
“智猪博弈”用句通俗的话来形容就是“枪打出头鸟”。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在企业中，不论国企还是民企或是外企，在企业内部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小团体。套用组织行为学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存在各种非正式组织。而每一个团体都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
这时，每个团体都会推选出各自的代言人。这些代言人是为集体利益（如争取加薪或增加福利等）作出积极行动的领头人。但我们这时会发现，被推选为代言人的总是那些胸无城府、意气用事的人。
然而，群体活动的最大受益者“小猪们”则永远躲在幕后。活动成功了，他们可以毫发无伤地优先分到一杯羹；如果失败了，他们也可以发表一通与他无关，他是受害者之类的演讲，让“大猪”成为永远的牺牲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懂得智猪博弈对于个人并非是件坏事。
实际上，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谁都不愿意甘冒风险而为他人带来好处。如果是这种情况，智猪博弈便无法形成。在智猪博弈的模式中，要摆脱大家都无法生存的困境，就要让双方的期望值不同，然后由一方作出现象上的让步。实际上，让步的这一方，只是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谦让了。但他不是无原则无目的地让步，绝不像孔融让梨那样是出于道德心，而是出自理性的盘算和对期望值的估计，然后才采取看似让步的举动。这样一来，别人看来你是让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