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群体的一般特征，与此前论述的群体一般特征没有什么区别。成员个体轻信暗示支持，易受怂恿，道德品质表现极端。在法国史上最凶残的群体，即参与“九月惨案”的群体，便表现出了上述特征。在这宗惨案里，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是谁下了杀掉犯人空出监狱的命令，此人也许是丹东，也许是罗伯斯庇尔或别的什么人，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关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群体被强烈怂恿后参与了屠杀。无论是谁下达了屠杀命令，都表示参与屠杀的个体成员接受了该怂恿。
该惨案的制造群体与制造圣巴托罗缪惨案的群体十分相似。我引用了泰纳根据当时的文献所做的详细描述。
这个群体杀了大约3000人，该群体完全是个典型的异质性群体。除了少数地痞流氓外，其他成员主要是一些小商贩和各行各业的手艺人，包括靴匠、锁匠、理发师、泥瓦匠、店员和邮差等。在怂恿的支配下，他们如同前文提到的厨师一样，完全相信自己是正义的，履行的是爱国任务。他们挤进同一间办公室，既当法官又当执行人，只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犯罪。因为他们深信自己肩负着重要使命——为爱国而革命。这些人一起着手搭起了审判台，与这种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表现出了群体的一般特征：率真和幼稚的正义感，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动机是爱国情操。
由于受指控的人数量众多，他们决定把贵族、僧侣、官员和王室仆役一律处死，没有必要对他们的案件一一进行审判，这太浪费时间了。群体低智能的思考方式再次发挥了作用，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要处决一个罪犯根本无须证据确凿，只要看犯罪嫌疑人从事的职业，就可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是否为罪犯，其他人则根据犯罪嫌疑人们的个人表现和声誉审判他们。
在他们看来，那些贵族平素恶贯满盈，贵族之间往往官官相护，狼狈为奸，因此所有权贵都是十恶不赦之徒。与其关系紧密的僧侣与仆役也被株连，无一幸免。
这种方式满足了群体幼稚的良知，当屠杀变成合法行为时，残忍的本能也被激活。我在别处讨论过这种本能的来源，群体总能把残忍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如群体通常的表现一样，这种本能并不妨碍他们的其他感情，他们的善举和残忍常常同样极端。
在1789年法国爆发的大革命中，暴民随意屠杀工厂业主，殴打管理者。
暴乱者随后攻进了阿巴耶地区的监狱，其中一人在得知囚犯24小时没喝上水后，差点想把狱卒打死，如果不是囚犯们为该狱卒求情，该狱卒早就一命呜呼了。一名囚犯被临时法庭宣告无罪释放后，所有人，包括卫兵和刽子手在内都高兴地与这名囚犯拥抱，疯狂地鼓掌，然后开始屠杀贵族。在这个过程中，狂热的情绪从未间断。他们围在尸体旁跳舞唱歌，还为女士安排了长凳，让她们享受观看处死贵族的乐趣。这种表演一直被一种畸形的正义气氛包围着。
当时，一名刽子手抱怨说，为了让在场的女士看得更真切，把她们安排得太近了，只有极少数人享受了痛打贵族的快乐。
为了升级暴动的快乐，暴民们决定让受害者从两排刽子手中间慢慢走过，让刽子手们用刀背砍这些可怜的受害人，延长他们受苦的时间。福斯监狱的暴动更为残酷，他们把受害人剥光，对受害人实施惨无人道的凌迟之刑，为让每个人都能尽情地欣赏受害人被千刀万剐的痛苦，凌迟时间长达半小时。尽管受害人已经奄奄一息，仍难逃最后的折磨，这些冷血无情的刽子手把体无完肤的受害者切开，再掏出他们的五脏六腑，其凶残程度简直令人神共愤。
当然，刽子手也不是完全没顾忌，存在于群体中的道德意识也表现在他们身上。他们会把受害人的钱财和首饰收集起来，老老实实地放在会议桌上，没一个人会私自吞下它们。
这些暴动群体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看到群体头脑特有的幼稚逻辑。
屠杀了1200到1500个民族的敌人之后，一个暴动成员提议说，那些关着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汉的监狱，养的都是一些没用的人，不如把他们全都杀掉。这个建议立刻被该群体采纳了。
监狱中间自然也有人民的敌人，比如有位名叫德拉卢的妇女，就是一个毒杀他人的寡妇。因为被关押，她非常愤怒。她声称如果有可能的话，她会一把火烧掉巴黎。于是有人建议除掉她算了。这种说法貌似正确可信，在暴乱者看来，既然这所监狱关了一个杀人犯，那么其他囚犯自然也有重案在身，应该统统杀掉，于是囚犯们都被处死了，其中包括50名12～17岁的儿童。
当一周的工作结束时，所有这些处决也终于停止，刽子手们想来可以休息一下了。但他们深信自己为祖国立了大功，于是前往政府请赏。最热情的人甚至要求被授予勋章。
在历史记载中，1871年巴黎公社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激进主义者巴贝夫有个建立集体公社的构想，他要求由集体掌握国家财产，建立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不少花草被挖，树木被砍，建筑被毁。更荒唐的是，公社成员制作了各种各样的“许可证”，持证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娶妻纳妾，不计其数的女性成为其中的受害人。我们悲哀地看到，群体的势力不断增长，政府的权力在它面前节节败退。这类事件不是第